密折制度是指清代特有的一种文书制度，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所谓密折，是指各级官吏上呈皇帝的秘密奏折，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这种奏折，皆由臣僚缄封直达御前，由皇帝亲自拆阅，旁人不得与闻。

　　清初官员对君主的报告,有题本和奏本两种。但是由于它们不仅繁复迟缓，而且容易泄露机密，看的人多了，自然不利于皇权的正常行使。因此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出现了一种新的公文即奏折。

比起题本来，它不拘格式，书体自由，也没有贴黄、票拟等手续，而且不需要经通政司、内阁，直接由皇帝亲自拆阅，保密性强，因其折面、折内往往书有“密”等字样，故称为“密折”。

　　清代密折大约始于顺治时期。康熙帝时期只有宠臣才有权使用密折,至雍正朝时密折制度大盛得以推行和完善。密折的内容一般划分为请安、谢恩、缴批和陈事四类。其中陈事折非常繁杂，可分为天候、粮价、养廉、水利等数十类，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由此可知，皇帝可以直接通过密折来了解官事民情。

　　密折制度的存在，一方面使得朝廷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密折直接送达御前，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奏折不必积压，因此可以及时的了解下情，快速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广大臣下可以用密折言事，它可使群臣直言进谏，因为密折的内容是非公开的，只有皇帝和上奏折的大臣才知道，这项规定使得上密折的大臣们可以直言进谏，弹劾百官，而不必惧怕外人知道而遭遇不测。密折制度使得官员之间互相牵制，彼此监视。臣子之间的猜忌、监督，导致他们为了保住官位，只能选择对皇帝绝对忠心。

　　当然，密折奏事的权利并不是人人都能享有，也不是依据品阶高低而定，其中最必要的条件是被皇帝宠信，为了获取皇帝的信任，这一制度的实施更是恰到好处。给当时运转不灵、死气沉沉、日趋腐朽的官僚机构注入了一些活力，对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雍正仅在位十三年，但是他却能推行新政，在“康乾盛世”中发挥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推广和加强密折制度是其中一项重要集权举措，这使得清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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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是清朝入关以来文治武功都非常了不起的皇帝，他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讨伐准格尔，为治理黄河，他曾六次南巡，对民生民情的了解远远胜过清朝历代皇帝。历史上有名的密奏制度，就是出自他手。

　　密奏制度的起源正是出自他的六次南巡。康熙南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勘察整治黄河的工程进度,但是在南巡途中却发现,驻外大臣所奏报的情况与他亲眼所见大有出入,他认识到多设耳目的重要性,于是开始鼓励宠信的大臣写秘密报告,将地方民情及当地官员的动向以密折上奏。

　　其中,江南织造便是康熙帝搜罗江南情报的站点。无论是雨水收成、米价、疫病、民情、官吏的名声等信息,都是康熙帝收集的对象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江南地区天旱,六月中降雨,江南织造李煦奏报收成及米价。康熙帝批曰:“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康熙四十七年,李煦又上一密折结果被送折的家人在路上弄丢了,李煦惊恐万状。康熙帝朱批说:“凡尔所奏,不过密折奏闻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将尔家人一并宽免了罢。外人听见,亦不甚好。”意思是说，他本可以以此治李煦之罪，但是如果治罪，这种密奏制度就大白于天下了。可见,皇帝派人暗访密奏,并不是件公开的事,为避免外人知道,也就宽免了李煦。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是康熙帝钦点的有权密报的臣之一。曹寅年少时曾为康熙帝的伴读,后在朝中做过官,与康熙大帝的关系匪浅。后来曹寅外放为两淮御史,康熙帝因此嘱咐他要多写密奏,汇报地方舆情。康熙帝向曹寅说:“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于是曹寅将南京考场弊案、退休官员平日的活动等地方动态,都密奏上报给康熙帝。

　　除了掌握江南情形之外,康熙帝也会在京城中刻意设下耳目康熙帝曾要求他宠信的京中官吏将京城发生的事,巨细无遗地用密折向他报告。王鸿绪就曾是康熙帝十分亲信的臣子,他在呈给康熙帝的奏折上,只写“密奏,臣王鸿绪谨奏”字样,不写官衔,所有公式套语完全不用。康熙帝派遣亲信探听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数极为有限,并一再叮嘱不可让人知道。他在给王鸿绪的亲笔上谕中说:“京中地可闻之事,卿密奏折,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泄漏,甚有关系,小心,小心。”王鸿绪也多次向皇帝保证绝对不敢泄漏。他在密折中说:“臣本是一介儒生,身受圣恩提拔重用,不胜感激惶悚之至。臣惟有竭尽犬马之劳,用一片忠诚之心报效皇上与皇上所奏之事,绝对三缄其口,即使亲如父子兄弟,也决不相告。”

　　康熙帝晚年为掌控诸位皇子,也多次利用密折了解情况。康熙四十六年春，南巡之际,当他听说朝中有人在江南购买女子时,即委托给王鸿绪一项秘密使命:查访买卖江南女子的幕后指使。据王鸿绪密访,“侍卫五哥买女人一名,用价四百五十两;又买一女子,价一百四十两;又一婢,七十两。侍卫迈子现在各处买人。广善库郎中德成格头有妇人,闻现在船上”。这几位买主都是皇帝身边的亲侍,此外,“纷纷买人者甚多,或自买,或交结要紧人员”。康熙帝对王鸿绪刺探的密报非常警觉,又立即令其进一步弄清背后指使,再密奏。王鸿绪又密报称,自己奉旨密访之事,外人似乎已有所知。他说:“自圣驾到虎丘,范溥向亲戚程某云:“有汉大臣说我不好,我不去送驾罢!程某云:是太监与你的话么?范溥云:‘不是太监,是御前第一等人与我的信。”康熙帝立即在王鸿绪密折上批谕:“此第一等人是谁?”王鸿绪遵旨再次托人找到程某,问:“这第一等人是亲近侍卫们,还是更在上一层的人呢?”程某回答:“这不敢说。”王鸿绪仍不罢休,复托人去苏州打听,程某说:“这人岂是平等,我万万不敢说的。”王鸿绪将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向皇帝汇报。聪明的康熙帝立即明白这“第一等人”便是皇太子,由此更增加了他对皇太子为非作歹的警觉，这也成为康熙后面两废太子的主因之一。

　　康熙将密折列为澄清吏治，监察百官的最高机密,因此对密折呈送过程设计了一套周详的保密措施。大臣呈报的密折必须放在盒子里用火漆封牢;如果密折已有被拆开的痕迹,康熙帝就不做批示。康熙帝还将御批的密折一概都发回给报告的大臣,手边从不留底稿,意在警告密奏的大臣:内容如有外泄,责任都在大臣身上。这是他严格要求臣僚保密的手段,可见康熙帝对保密工作的重视。康熙帝不仅在密折上奏过程要求大臣严加保密,他自己对密折的批示也十分慎重。康熙帝批示密折从不假手他人,某次他因为右手病痛不能写字,旋即改用左手批示密折。

　　密折制度可以更有效的让皇帝了解官场民生的真实情况，而且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真心办事的官员的人身安全，鼓励了群臣说真话办真事的风气。但是，它使清代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造就了更多更大的封建集权下的政治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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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采用密折制度，起于康熙，就是允许和鼓励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递密折。密折制度的作用有两个，一是使得朝政进一步黑箱化，增添皇权的神秘感。二是起到了使官员、尤其是同僚，相互告密的作用。比如一省之内，督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台都可以独自上折密奏，那么谁还有胆量背着皇帝做不臣之事?密折制度使得同僚变成了"特务"，谁都有打小报告的可能，自然是防不胜防，于是只好老老实实。三是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皇帝对密折的重视程度高，有着优先御览的特权，真正实现了及时的下情上达。四是实行密折制，等同于广开言路，群臣可以直言进谏，使大臣们相互牵制，加强了皇权。五是密折奏事的权利只有得到皇上宠信的人才能享有，臣子们为了获取皇帝的信任，纷纷献媚，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这里有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曹寅上了这样一道折子：

　　臣寅蒙皇上天恩，生全造就，虽捐糜难酬万一。去年奉旨著与李煦轮管盐务，今又蒙钦点臣寅本年巡视两淮。臣寅闻命自天，惶悚无地，谨北向顶香九叩谢恩讫。念臣寅于雅岁备犬马之任，曾无尺寸之效，愚昧稚鲁，不学无术，蒙皇上念臣父玺系包衣老奴，屡施恩泽，及于妻子，有加无已。盐政虽系税差，但上关国计，下济民生，积年以来委曲情弊，难逃皇上洞鉴。

　　臣寅拟星驰赴阙谢恩，恐骇物听，八月上旬料理运务已毕，俟造册报竣，仰求皇上俯准陛见谢恩，以申犬马恋主之诚，得以披陈下悃，仰聆圣训，祗遵敬恪，庶免覆束之患。谨具摺上奏，伏乞睿鉴施行。臣寅无任顶戴悚息激切屏营之至。

　　康熙在朱批中写道：朕体安善，尔不必来。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摺请旨。凡奏摺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在这个折子里，曹寅再三再四地申明自己的奴才身份。更重要的是，他恳求康熙让他进京面谢。“仰求皇上俯准陛见谢恩，以申犬马恋主之诚，得以披陈下悃，仰聆圣训，祗遵敬恪，庶免覆束之患。”我们不能认为这份君臣之情是假的，两人虽非同父，却是一母所乳，又有同学之谊。感情没有任何可以怀疑之处。在曹寅是感恩不尽，在康熙是关怀备至。

　　康熙不让他进京谢恩，认为这没有必要。而且透露转年，即四十四年有可能还要南巡，到那时再见不迟。意思是还有见面的机会，但不是在北京。

　　“小心”二字暴露了他不让曹寅来京的真实目的。

　　在这个御批里，我们很容易地看到康熙的谨慎，甚至是紧张。他在处处保护曹寅，生怕出什么闪失。康熙最不放心的，是自己身边和曹寅身边的身份复杂的人。所以，才叫曹寅加十二分的“小心”。“小心”什么?一是江南一带的复明势力，二是，关于太子及太子党们的动向。而后一种“小心”似乎份量更重。

　　朝廷，正如《红楼梦》里的贾府一样，表面特别安定详和，内里却充满矛盾和杀机。有人说袭人是贾母、王夫人安插在大观园的密探，那么，贾雨村等清客何尝不是朝廷安插进贾府的密探?曹寅就是康熙安插在江南的密探，他在那里侦察，也要在那里反侦察。

　　在密折制对加强皇权有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不少消极的作用。一是皇帝要广大臣僚用密折言事 , 其本身就具有鼓励臣下告密之意。这种专制制度扼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 扼杀新生事物的成长。当时除了雍正的少数几个心腹大臣稍敢勇于任事外 , 广大臣僚都人人自危 , 斤斤自保。二是众多臣僚用密折言事 , 所言内容彼此都不得而知 , 某人即使被诬陷也无处申诉 , 再加上雍正与众臣僚的关系亲疏不一 , 有人自恃与雍正关系较密 , 借以挟持上司或他人。三是广大臣僚可以用密折越级言事 , 必定会引起上下猜疑 , 不利于政务的推行 , 这也不符合层层负责的科学管理思想。

　　总之，清朝的密折制度说到底就是一种特务统治，是一个异族入主中原的内心恐惧和强烈的不自信，这种特务统治，是封建帝王的御人之术，使君臣之间离心离德，同僚之间相互猜忌，上下之间阳奉阴违，严重地阻碍了帝国的政令畅通和制度上的创新发展，所以有清一朝，朝堂之上满眼皆是奴才，举国之民皆抽去了脊梁，这对中华民族的人性塑造是一次很大的摧残，也正是其国祚式微的根本所在，试想一个不具包容、不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和民族自信的人怎么可以统御华夏?试想一个固步自封、目光短浅又夜郎自大的人怎么可以治理好泱泱大国?最终这个爱新觉罗氏家族在历史的长河里带给中华民族的只是历史的灾难和人性的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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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皇帝深居九重，与外部世界常相睽隔。施政方针确定以后，一般政务就要由臣下去具体办理。但是，委任哪些臣下办理?这些臣下的能力如何?对自己的忠心如何等等间题，单靠官样文章是很难完全了解清楚的。所以，皇帝还需要通过另外的自认为有效的途径去了解。清代所采取的这个另外的、自认为有效的途径就是“秘密奏折”。顺治到雍正年间，密折逐渐制度化。

　　奏折就是臣下对君主的一种报告。秘密奏折就是内容只有皇帝与奏报人知道的报告。秘密奏折在清代最早出现在顺治朝。康熙朝，秘密奏折得以推行，现在所保存下来的康熙朝的密折达3000多件，但还没有形成制度。到雍正年间，密折便成为皇帝了解臣下人品、才能和工作业绩的主要形式，密折从此制度化了。终雍正一朝，密折已多达2. 2万余件。

　　说雍正朝的密折已形成了制度，首先是因为胤禛一上台，就开始实行轮班密奏制度。就是“著名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事亦须声明。”“尚书、侍郎等官，每日一人轮班奏事，密折封进。”

　　其次，雍正朝有具折权的官僚队伍较康熙朝大幅度扩大。据统计，康熙朝有秘密奏事权的官员仅100多人，而雍正朝短短13年便发展到1200多人。大学士、总兵官及各省督、抚、提、镇、藩、臬皆可具折密奏。

　　再次，雍正朝密折制度已经程序化，自缮折、装匣、传递，到批阅、发还和收缴，都有条不紊运行。折纸分为素纸、黄面黄纸、黄绫面黄纸、白绫面白纸四种。密折须具折人亲笔缮写，写好后，装入折匣，然后递送。为了及时收发、批阅、处理密折，胤禛设立了专门转呈、接收密折的机构——奏事处，由专职的奏事官接收转呈密折。胤禛依靠密折制度，大大强化了统治的能量。

　　过去的皇帝，多把御史之类的监察官作为“耳目”，让他们去监督百官。但由于科道监察官的怠职，皇帝往往得不到应该得到的情报。胤禛利用密折制度即可以弥补监察制的不足，可以形成运用自如的全国情报网。因为，凡拥有密折奏事权的官员都是胤禛安插在百僚中的“耳目”，而奏事人自己又受其他一个或几个奏事人的秘密监督，形成互相监视的局面。这样，人人都处于受监视的境地，人人都感到自危不保，人人都不敢轻意玩法放纵。

　　胤禛就是通过密折制度，来控制百官，监督考察百官，选拔和任用官吏。

　　李卫是胤禛破格重用的官吏。据说，胤禛准备重用李卫前，曾专门令贵州提督马会伯调查李卫，他的话说得很巧妙：“近闻李卫行为狂纵，操守亦不如前，果然否?”马会伯立即根据自己的了解，回奏说：李卫虽赋性急躁，行事悖谬，但并未改其操守。其实，胤禛对李卫的性格是了解的。他担心的不是他的狂纵骄傲，而是操守的改变。看到李卫并未改变操守，那就可以委以重任。可见，马会伯的话对胤禛使用李卫是起一定作用的。

　　广东提督王绍绪是鄂尔泰举荐的官员。胤禛对其人的能力稍有了解，知道他办事“明敏稳妥”，但又觉得他有点“善柔”，好沽名钓誉。所以在考虑使用之前，便指示广东将军石礼哈“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石礼哈拟奏密报说：王绍绪办事虽有点琐细，但对圣上是忠诚的，而且办事勤奋、清廉。胤禛还有点不放心，又查询两广总督孔毓珣和署理广东巡抚傅泰。傅泰答复说：王绍绪操守极好，就是为人稍有点柔懦。胤禛看到这个看法与自己对王绍绪的认识基本一致，才放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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