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采用密折制度，起于康熙，就是允许和鼓励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递密折。密折制度的作用有两个，一是使得朝政进一步黑箱化，增添皇权的神秘感。二是起到了使官员、尤其是同僚，相互告密的作用。比如一省之内，督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台都可以独自上折密奏，那么谁还有胆量背着皇帝做不臣之事?密折制度使得同僚变成了"特务"，谁都有打小报告的可能，自然是防不胜防，于是只好老老实实。三是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皇帝对密折的重视程度高，有着优先御览的特权，真正实现了及时的下情上达。四是实行密折制，等同于广开言路，群臣可以直言进谏，使大臣们相互牵制，加强了皇权。五是密折奏事的权利只有得到皇上宠信的人才能享有，臣子们为了获取皇帝的信任，纷纷献媚，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这里有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曹寅上了这样一道折子：

　　臣寅蒙皇上天恩，生全造就，虽捐糜难酬万一。去年奉旨著与李煦轮管盐务，今又蒙钦点臣寅本年巡视两淮。臣寅闻命自天，惶悚无地，谨北向顶香九叩谢恩讫。念臣寅于雅岁备犬马之任，曾无尺寸之效，愚昧稚鲁，不学无术，蒙皇上念臣父玺系包衣老奴，屡施恩泽，及于妻子，有加无已。盐政虽系税差，但上关国计，下济民生，积年以来委曲情弊，难逃皇上洞鉴。

　　臣寅拟星驰赴阙谢恩，恐骇物听，八月上旬料理运务已毕，俟造册报竣，仰求皇上俯准陛见谢恩，以申犬马恋主之诚，得以披陈下悃，仰聆圣训，祗遵敬恪，庶免覆束之患。谨具摺上奏，伏乞睿鉴施行。臣寅无任顶戴悚息激切屏营之至。

　　康熙在朱批中写道：朕体安善，尔不必来。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摺请旨。凡奏摺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在这个折子里，曹寅再三再四地申明自己的奴才身份。更重要的是，他恳求康熙让他进京面谢。“仰求皇上俯准陛见谢恩，以申犬马恋主之诚，得以披陈下悃，仰聆圣训，祗遵敬恪，庶免覆束之患。”我们不能认为这份君臣之情是假的，两人虽非同父，却是一母所乳，又有同学之谊。感情没有任何可以怀疑之处。在曹寅是感恩不尽，在康熙是关怀备至。

　　康熙不让他进京谢恩，认为这没有必要。而且透露转年，即四十四年有可能还要南巡，到那时再见不迟。意思是还有见面的机会，但不是在北京。

　　“小心”二字暴露了他不让曹寅来京的真实目的。

　　在这个御批里，我们很容易地看到康熙的谨慎，甚至是紧张。他在处处保护曹寅，生怕出什么闪失。康熙最不放心的，是自己身边和曹寅身边的身份复杂的人。所以，才叫曹寅加十二分的“小心”。“小心”什么?一是江南一带的复明势力，二是，关于太子及太子党们的动向。而后一种“小心”似乎份量更重。

　　朝廷，正如《红楼梦》里的贾府一样，表面特别安定详和，内里却充满矛盾和杀机。有人说袭人是贾母、王夫人安插在大观园的密探，那么，贾雨村等清客何尝不是朝廷安插进贾府的密探?曹寅就是康熙安插在江南的密探，他在那里侦察，也要在那里反侦察。

　　在密折制对加强皇权有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不少消极的作用。一是皇帝要广大臣僚用密折言事 , 其本身就具有鼓励臣下告密之意。这种专制制度扼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 扼杀新生事物的成长。当时除了雍正的少数几个心腹大臣稍敢勇于任事外 , 广大臣僚都人人自危 , 斤斤自保。二是众多臣僚用密折言事 , 所言内容彼此都不得而知 , 某人即使被诬陷也无处申诉 , 再加上雍正与众臣僚的关系亲疏不一 , 有人自恃与雍正关系较密 , 借以挟持上司或他人。三是广大臣僚可以用密折越级言事 , 必定会引起上下猜疑 , 不利于政务的推行 , 这也不符合层层负责的科学管理思想。

　　总之，清朝的密折制度说到底就是一种特务统治，是一个异族入主中原的内心恐惧和强烈的不自信，这种特务统治，是封建帝王的御人之术，使君臣之间离心离德，同僚之间相互猜忌，上下之间阳奉阴违，严重地阻碍了帝国的政令畅通和制度上的创新发展，所以有清一朝，朝堂之上满眼皆是奴才，举国之民皆抽去了脊梁，这对中华民族的人性塑造是一次很大的摧残，也正是其国祚式微的根本所在，试想一个不具包容、不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和民族自信的人怎么可以统御华夏?试想一个固步自封、目光短浅又夜郎自大的人怎么可以治理好泱泱大国?最终这个爱新觉罗氏家族在历史的长河里带给中华民族的只是历史的灾难和人性的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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