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畏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早年即已立志干一番大事业的王莽施尽浑身解数，经过不懈奋斗，终于夺取刘氏天下，建立起自己的新朝，推行全面改制，企图挽狂澜于既倒，却最终事与愿违，在绿林、赤眉大暴动的烈火中化为灰烬，身败名裂，酿成中国历史上一出大悲剧，这不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更是一种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

　　王莽改制的背景

　　早在西汉中期，土地兼并，流民问题就逐渐出现了，权贵者利令智昏，攫取财富、鱼肉民众肆无忌惮，乐此不疲，生活穷困潦倒、失去土地的农民数量急剧增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对此，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在上书对策之时就有十分形象又非常贴切的描述，即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透露出整个社会贫富悬殊的形势之严峻。

　　考察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每个王朝的中期一般都会发生土地兼并的现象，当然，朝廷出于维护统治的长远核心利益之考虑，也都会用各种方式来加以抑制和消解，尽可能地拖上一段时间，西汉中期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这除了受土地私有化的本质属性强烈驱动之外，也跟汉武帝发起的汉匈战争直接有关系。众所周知，汉武帝反击匈奴非常必要，正如汉武帝本人所称：“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征和二年)

　　但是反击匈奴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任何事物都是利弊相杂的，反击匈奴也给汉朝带来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的衰退、民生的凋敝。“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卷七，《昭帝记》);“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 (《艺文类聚》卷十二引荀悦《汉纪》佚文)

　　其次，是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荡一触即发。长期征伐匈奴的战时体制条件下，服役、租税、酷刑、征调、瘟疫、饥馑、水旱，使得广大民众精疲力竭、痛苦万分，不得已铤而走险，以武力反抗西汉王朝的政治统治，导致整个社会面临大动乱、大洗牌的深重危机：“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群太守、都尉，杀二千石。” (《汉书》卷九十，《酷吏传》)

　　其三，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产生较严重的分化与对立倾向，这严重影响了封建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汉武帝任用酷吏，迷信巫蛊，搞得上下不安，人人自危，极大地激化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至于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后听邪臣之谮言，卫后以忧死，太子出走，灭亡，不知其处”( 《新论·识通》)。

　　我们知道，在农业社会里面，人口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没有青壮年了你还耕什么田，田地都荒废了，“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田地荒芜，城郭空虚”(《盐铁论·未通》)，这意味着老百姓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只能有两个选择：或依附于那些豪强以求庇荫，或者成为流民讨一份生活，与之相应，“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豪强地主的土地则是越来越多，财富高度集中于极少数人的手中，贫富悬殊，矛盾丛生。

　　这个问题汉武帝的后期就普遍出现，并且日趋严重、弊端丛生，汉武帝以后，经霍光等人的政策调整，曾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即所谓“昭宣中兴”，但是好景不长，到了汉元帝、汉成帝期间，土地兼并、流民失所的问题又日趋严峻，统治者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正视，需要改变，但是他们改革思路却存在着重大误区，当时他们觉得自己父祖辈解决土地与流民问题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尽了积极的努力，但是效果却不是太好，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简单地认为，原因在于其父、祖搞了法家那一套，“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用之”(《汉书·元帝纪》)，内法外儒，表面上是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做的是法家的东西。结果是抱薪救火，南辕北辙，使得问题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现在，汉元帝自以为是地认为还是儒家的仁政德治才为最好的治国方略，所以他大规模、全方位起用儒家进入中枢。换人做事，以图振衰起敝，挽回颓势。儒家的学说，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当然是很好的，从孔子以来一直到历朝历代影响也很大，冠冕堂皇，高雅美妙，但问题在于，儒家学说在政治操作的层面缺乏实用性，其理念很难得到具体的落实，即所谓“迂远而阔于事情”“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墨子·非儒》)。换言之，它往往是一种理想态，而不是一种现实态，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仅仅是成为一种形式上的一种提倡，所以在实际社会的层面，土地、流民等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愈演愈烈，积重难返。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造就了王莽这一特殊“改革家”。王莽是外戚，他姑姑王政君先后为皇后和皇太后，得益于这种特定优势，王莽很早就进入政治核心圈子，并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政治敏感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他对西汉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有极其清醒的认识，他看到了土地兼并，民众流离失所是窒息社会生机、导致社会动乱的关键之所在问题。所以他知道再也无法因循守旧，而必须有所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羽翼丰满，一步步进入了权力中枢，气候已成，形格势禁，最后他就在全国上下的期待与拥戴下，由“摄皇帝”而“假皇帝”而真皇帝，用新朝取代了西汉。

　　王莽代汉，用儒家观点来说，就是所谓“篡汉自立”，对此，我们不必拘泥于道德的说词而随前人起舞，无须给王莽硬按上一顶“篡汉”的帽子，因为哪个人当皇帝都是一回事，只要他能对老百姓，对民众好就可以，对历史的发展起到正面的作用就可以。

　　王莽代汉自立以后，他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致命症结益发看得清楚了，他认为当时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高度集中，落在了少数豪强与权贵的手上，这些豪强权贵把普通老百姓，弱势群体剥夺了还剥夺，而这些富人是锦上添花。至于政府，则根本没有尽自己的应有职责，没有对弱势群体体现自己的关怀与帮助，做雪中送炭的好事，一句话，就是未能行“天之道”，“高者抑之，低者举之”“损有余以补不足”!

　　在王莽看来，有两个关键问题是无法回避躲绕的，第一个问题，即土地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老百姓的人身自由问题。实际上在汉朝，王莽“篡”汉之前的汉平帝时代，也有好多人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也想有所改变，有所调整，比如说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臣叫师丹，他当时就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叫做限田限奴议，主张限制土地兼并，限制老百姓转为奴隶。但是，这个设想触犯了那些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遭到激烈的反对，于是被束之高阁，无疾而终。

　　等到王莾大权在握，可以施展抱负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从土地与人身自由这两个核心问题切入，抓纲举目，以一驭万，当然他还有其他的问题需面对，但他认为这也是跟上述关键点连带着的。至于解决的手段，就是推行“王田”制，提倡“私属”化。“今更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于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汉书·王莽传》)在王莽看来，推行“王田”制是理所当然的，符合儒家学说治国的基本原理：《诗经·小雅·北山》上明确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名义上你占了土地，但是归根结底，田是国家的，所以应该循名责实，一律改成“王田”。天底下的芸芸众生，说到底都是国家的子民，讲奴婢多难听，那就改名叫做“私属”。

　　很显然，王莽推行“王田”制的主观动机是要变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皇帝专制集权基础上的土地国有制;王莽主张“私属”化的基本初衷是要给更多的人以人身自由，较大规模地解放生产力。应该说，他主观的动机，的的确确是想解决当时影响社会不安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两个核心问题，对王莽改革的主观动机之合理性、积极性，今天没有必要予以否定。

　　王莽改制的悲剧之深层次原因

　　然而，王莽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在现实生活中彻底碰壁，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导致这一局面，其关键问题就在于王莽搞的一刀切的做法，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注定行不通的。那些在土地兼并、人身占有上获得最大利益的权贵集团，是一定会千方百计抗拒和反对这种改革“新政”的。很显然，这些利益集团要他们分一杯羹出来，那是比杀他的亲爹妈都还要疼的事情，所以遭到了激烈的反弹。

　　当然，王莽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土地”与“奴婢”这两个方面，它还包括商业上的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管制，所谓五均六筦，由国家来全面控制商业。另外，在民族关系方面，王莽认为，原来对匈奴太温和、太友好了，需要加以改变，改变从更改名号入手，故给匈奴的首领一个充满蔑视的贬称“降服单于”。此外，新莽王朝职官制度建设，也完全按照《周礼》这一套，在王莽看来，汉代的官名不行，古代的官名好，西周的官名好，所以他要改换，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王莽改革里面带有非常明显的复古色彩，是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一种追求。

　　而事实上，土地兼并、流民失所的格局已经形成了，土地兼并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要走回头路，或者说想去改变它，真是积重难返，难乎其难。王莽实际上光是提出他很好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很遗憾，脱离了实际政治的现实。这一点，时人区博给王莽的上书中就有一针见血、切中肯綮的批评：“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弊。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逆水行舟，反时代的潮流。

　　这中间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其理想主义的一种追求和汉末——也就是说王莽新朝——的那种政治现实、社会现实中间隔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你王莽的改革到底定位在哪里，你依靠谁来改革，你要扶持谁，你要打击谁，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绕开的。毛泽东讲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你王莽的改革要成为集团的意志与努力，你就不能单枪匹马去搞所谓的“改革”，不能是你王莽单个人赤膊上阵，你的依靠还是你的统治集团。

　　统治集团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你得跟他讲道理，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任凭土地兼并发展下去，后果会不堪设想，这样做的归宿，可能我们最后是同归于尽，玉石俱焚，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你们一定要释放出一定的利益，让老百姓能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总之，你必须千方百计跟他们讲清楚这层道理。说白了，要争取统治集团，社会精英团体的内部成员，对他的改革取得理解，同时加以支持，总之，要取得这样的共识：要牺牲暂时的利益来实现你的长远利益，要牺牲眼前的利益来满足长远利益，牺牲枝节的利益来满足根本的利益。牺牲表面的利益来满足实际的利益，牺牲局部的利益来满足全局的利益，遗憾的是，王莽他没做好这些工作，这是其改革一起步就迷失方向、陷入困顿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缺乏广大民意基础的支持。王莽他只有一种改革的思路，而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没有传承就不能追求创新，没有稳定就无法侈谈发展，尽管王莽有很好的初衷，但是他的措施不配套，那有时候比不搞更麻烦。他搞了个王田，地主与豪绅得不到足够的补偿的话，当然要抵制：我们好不容易占有了这么些土地，好不容易储蓄了这么些钱了，可是，现在朝廷一纸诏令下来，告诉你体制改革了，你的东西被一笔勾销了，不再算是你的了，而是政府的了，政府又没有做出相应的补偿，那谁也接受不了。所以他失去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支持，这是王莽的王田政策推行不下去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你侵犯了这些权贵集团的核心利益，而权贵集团核心利益在遭受侵犯的同时你又没有做适当的补偿和说服解释工作，这样的必定是行不通的。

　　按道理说，广大普通民众应该支持王莽的改革，毕竟，王莽的作为，客观上是照顾弱势群体，为大家解套。可是，实际上老百姓也不怎么拥护王莽的决策，原因很简单，因为老百姓并不能从中得到明显的好处。第一是口惠而实不至，不可能实现，老百姓觉得，他现在先要温饱，或者先不至于被饿死才是硬道理，至于以后每个人得多少亩田地之类，当然是好事，但毕竟还相对遥远，因为，他觉得在现实生活之中土地分到手以后他也没法耕作。

　　老百姓也许觉得真的要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耕农的话，有时候比当奴婢还要痛苦，因为当奴婢那个时候有人家给你罩着，能勉强生存下去，“(地主豪强)赈赡穷乏，务施九族”“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休农息役，惠必下浃”。(《四民月令》)你有饭吃了，你只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按部就班干活就行了，而一旦成了自耕农的话，各个部门都来收税，什么麻烦都来了，力役劳役都来了，全部得自己去面对了，他没有这方面的足够心理准备，更没有这个能力去迎接生存中新的挑战。

王莽钱币

　　有时候好处太大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去消化它。一个是不可能实现，那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老百姓会支持吗，也不会支持。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有大族、豪强罩着，安排好的生活，而不必像自耕农那样自生自灭，因为个体经济，一下雨，一闹旱灾，一闹蝗虫，颗粒无收，他就彻底破产了，难免冻馁而亡了。反之，如在大族豪门这棵大树底下讨生活的话，这块田遭灾了，但另外的土地很可能没有遭灾，他们还有依靠，还有饭吃。与其羡慕与追求虚幻的“幸福”，还不如老老实实过一种虽然辛苦但却实在的生活。

　　很显然，王莽他这场改革从效果上看，乃是权贵集团与普通民众这两边都不讨好。众所周知，政治就是一门行为艺术，是利益分配与调整上的巧妙博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能讨好不同利益方的其中一头，你要两边都想讨好，两边都搞平衡，有时候反而会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疲于奔命，结果是两头都得罪。王莽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完全是按他的理想的模式一厢情愿来做，却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实际，土地兼并私有化，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要搞公有的，要回归到周的统治模式格局里边，那只能是一种天真浪漫的幻想。一种超越现实的追求，而这样的脱离实际的理想，注定了王莽的改制只能是以一出历史的悲剧而告终。

　　(作者黄朴民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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