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也就是1914年9月，在著名的马恩河会战中有这样一种传言：士兵们站在战壕里，保持执行任务时的各种姿势，但是他们都死了。1916年出版的《战争时间史》里这样描述：“这些死人有着活人的任何细节，幻像是那么真实，以至于周围士兵还会和死人说话———在意识到他们已没有生命之前。”据说是当时刚刚出现的大型高能炮弹造成士兵瞬间窒息，形成了以上现象。这种传言获得广泛相信并不出奇，尽管火炮很早就在战争中出现，在美国内战期间自动步枪也出现了，但是如此大口径的、震耳欲聋的大炮首次登场是在一战战场上。当时法国的一个炮兵连能在50秒内扫光10英亩的地方。在马恩河会战的5天期间，盟军和德军双方共发射了43.2万枚炮弹，以上传言充分说明大炮，这一巨大的新杀人工具，给士兵带来的恐惧感。不管士兵的死亡原因具体是什么，可以相信在一瞬间，大炮产生一种黑暗的、看不见的力量，穿过并摧毁了他们的大脑。

　　一战中大约有970万士兵阵亡，其中有60%死于迫击炮、手榴弹、大炮的霰弹或者弹片。好像要再次证明马恩河会战中发生的怪象，战争中很多经历过大炮爆炸的伤兵被送到医疗中心，他们表面上没有明显伤口，却严重受伤，他们遭受了因爆炸引起的严重休克。一个英国战地医生首次总结这种伤害，他说：“伤害是爆炸本身造成的，而不是炮弹造成的。”也就是说，爆炸发生瞬间，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通过空气，对人体大脑造成全新、独特的伤害。

　　用于描述这种特殊伤情的新术语“炮弹休克”（也称“弹震症”）首次出现在英国专业医疗杂志《柳叶刀》上是1915年2月，那时一战爆发仅6个月。在一篇有历史地位的论文中，英国皇家陆军军医查理·迈尔斯写道，他在战场上注意到3个症状类似的伤员，他们都经历过大炮轰炸。伤员1：在他身边有6到7枚炮弹爆炸；伤员2：在战壕被炮弹摧毁后被埋在土下18个小时；伤员3：被炸得飞到4.5米空中。3个人都表现出视力减退、视野变小，嗅觉和味觉丧失，失去部分记忆的症状。

　　早期的医学观点基于常识认为这种伤害是“震荡”的结果，也就是颅内大脑受到严重震荡，于是“炮弹休克”被认为是一种生理伤害，所有被“炮弹休克”的士兵在制服上都能有一条“伤兵带”，他们会被遣散并接受战争受伤赔偿。但是从1916年开始，军方的医疗专家注意到，很多士兵出现更隐性症状：突然浑身颤抖就好像摇晃的果冻一样、头疼、耳鸣、头晕、注意力无法集中、思维混乱、失忆、睡眠失调，这些症状看上去更像是神经性的，事实上和神经衰弱的症状几乎完全吻合。有人于是开始推测，“炮弹休克”是因为巨大战争压力造成的神经崩溃。

　　那的确是个神经紧张的年代。20世纪初期工业革命带来的种种新技术改变了几百年不变的生活，很多人开始出现神经性疾病。随着战争深入，越来越多医学观点认为“炮弹休克”属于神经性疾病，大多数“炮弹休克”案例被认为是因为出现大炮，士兵对于战壕战的恐惧加大，由于战情和生死完全无法预料，结局会非常可怕，在这样的恐惧下精神完全崩溃。但如果“炮弹休克”被界定为神经性疾病，伤兵不能获得“伤兵带”，他们必须返回前线。

　　经历大炮的原始力量被记录在当时的很多文字中，1916年一名美国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在日记中写道：“声音好像是列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逼近，越来越近，我甚至想那声音会不会爆炸。然后突然它来到我面前，带着摧毁、震颤、大地都在抖动，可怕极了。气流的震荡使我全身感觉被巨大海浪痛殴。最终炮弹在600米之外爆炸，在地面上形成一个像小房间那么大的洞。”从1917年开始，前线的军医被下令不要用“炮弹休克”这个术语，而是将类似症状描述成“无法诊断”，随后有问题的士兵会被送到一个专门的神经病处理小组，由专家分辨他们是“受伤”还是“生病”。一开始也没有明确界限区分士兵遭受“炮弹休克”的程度，只是“受伤”的程度比“生病”更严重。这些士兵会被送到英国或者法国的特殊治疗中心接受神经学专家的护理，根据恢复程度不同，有的被遣散回家，有的重返前线。也有部分幸运者能在一些私人资助的乡间疗养院度过一段愉快康复期，那些地方环境优美、安静、远离战场，好像世外桃源，位于英国苏格兰边区的科奈尔庄园就是这样一处私人疗养院。

　　当时很多英国的私家庄园都被变成了临时疗养中心或者辅助医院，科奈尔庄园拥有一处乡间别墅，几个农场、数片树林。开战之前，这里号称拥有全英国最好的意大利花园，现在这处产业仍然很重要，不是因为花园，而是在一战期间这里集中治疗了很多遭遇“炮弹休克”的伤兵并留下珍贵病例。世事弄人，一战期间英国60%的伤员病例在二战德军大轰炸中被摧毁了，而1912年到1960年期间80%的美军服役病例也在1973年圣路易斯市国家档案局的一次大火中被焚。因此尽管“炮弹休克”是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以来第一场战争中出现的新伤，尽管症状在今天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也重复出现，但可供参考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相关病例却非常稀少。科奈尔庄园当年的珍贵病例现在被保存在苏格兰国家档案局。、

　　科奈尔庄园的男主人沃尔特·沃恩少校曾经是波尔战役的老兵，一战开始后他也一直服役，主要在法国、希腊和摩洛哥作战，因此科奈尔庄园的运作主要是靠女主人克莱蒙汀夫人照顾，正是她协助将庄园转变成照顾神经受创士兵的疗养院。一般来到庄园疗养的都是在伦敦和爱丁堡接受过初步治疗的伤兵，他们受到客人般的欢迎和礼遇。每个士兵都有自己的装饰精美的卧室，窗户朝向花园或者树林，一般庄园里同时只接纳12个病人。士兵们的背景各自不同，但都在一战西线战场上负伤，他们在庄园过着平静、有规律的乡间生活，所有起居时间都严格遵守庄园原本的规矩，伤兵和克莱蒙汀夫人的家人相处融洽，夫人的小女儿在战争爆发时只有1岁，成为所有人的珍爱。

　　白天伤兵们活动丰富，散步、聊天、弹钢琴、打乒乓球、钓鱼、打高尔夫、骑自行车，但是在夜晚他们必须回到房间单独面对孤独。“每天都做噩梦，梦到有关战争的场景，感觉自己的床在沉没”、“晚上梦游，站起来走路，这是入伍前从没有过的”、“因为回忆战争场景而失眠”、“梦里只有德军尸体，因为杀死太多人心里充满负罪感”。这些都是病人病例里的生动记录，庄园为每个病人建立了详细病例，包括他们的姓名、年龄、参军前的地址、入伍时间、军衔、详细作战任务，其中还包括伤员的家族史，注意到他们的父母是否健在，家族里是否有神经病史，是否有兄弟在战争中阵亡等，同时病例也记录伤员们入伍前的教育水平、职业，爱好等，藉此描述他们在受伤前的性格特征，与受伤后的性格做对比。

　　对这些神经失调伤员使用的治疗方法很多，最吓人的莫过于刘易斯·伊尔兰医生使用的电击休克疗法。伊尔兰医生表示自己至少为250名伤兵执行了电击疗法，平民的数量则没有统计。据说电击疗法很有效，有的时候只需要一次半个小时的疗程就能治愈很多症状，例如莫名颤抖和口吃。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种疗法过于激烈，可能对病人造成潜在伤害。其他疗法五花八门，包括通电浴、牛奶食疗、催眠术疗法、机械牵引等等，随着战争深入，“炮弹休克”成为最多见、最主要的伤势，更多样的疗法层出不穷。在科奈尔庄园，克莱蒙汀夫人主张的是一种自然、休闲、生活化的治疗方法，虽然也有医生进行指导，但更多的是放松活动，例如夫人要求所有伤兵每天作画1小时，画自己家族的徽章，如果没有就想像一个，最后这些画作都用来装饰庄园的房间。总体来说，不同机构、不同医生对“炮弹休克”的治疗方法完全不同。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治疗方法，医疗界始终不能完全理解“炮弹休克”是怎么回事。

　　各种病例记录的症状都非常清楚：昏厥、有窒息感、喉咙干紧、极度疲劳、心脏部位疼痛、头疼、抑郁、失眠、被突然的声音惊吓、害怕枪声、黑暗和死亡、暂时性和局部性失忆等等。但是由于士兵们被炮弹炸飞的程度和次数不一样，症状各有不同，程度也不一。由于在战争中缺乏详细的医疗记录和观察，医生们基本上无法判断炮弹震荡的强度和不同症状的联系。还有一些士兵被炸飞好几次都能坚持作战数日，不由得让人怀疑“炮弹休克”其实也不是很严重。

　　根据兰德公司的一项调查，如今美军派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士兵中，有19%、大约是38万人因为近距离接触爆炸装置大脑受伤，这让人们联想到“炮弹休克”并将他们与一战中的士兵相比较。200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U .S.D efense A dvancedResearchProjectsA gency）发布了一项为时2年，耗资1000万美元的调查结果，试图揭示震荡力量对大脑的伤害，可是这项研究不仅没有对“炮弹休克”提出现代化治疗方案，反而带出更多新问题。研究最大的发现就是，如果仅暴露于轻度震荡，大脑在结构上可能完全没有受伤，但是已经发炎。这项发现符合一战期间的病例记录，当时很多“炮弹休克”士兵身体上没有伤口，但脊柱取液化验的结果是白细胞大部分变成免疫球蛋白，这是炎症的标志。当时的医生无法理解炎症从何而来，今天的医生也只能将其归结为大脑的一种提前保护反应。大脑在受到震荡的瞬间已经开始进入一种保护程序，但是身体的其它部位还没有反应。研究人员无法理解大脑为何会有这样的反应，以今日医学之发达，我们对大脑受伤的认识仍然是那么局限，尽管这些年来不断有新的名词提出，例如“创伤性脑损伤”（Traum aticbrain injury）或者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 atic Stress Disorder），症状都和“炮弹休克”类似，也并没有系统的治疗方案，患者往往十几年甚至一辈子受折磨。

　　伊拉克战场和阿富汗战场上，最常见的士兵受伤还是脑震荡，或者说是程度不同的“炮弹休克”，当然总体数量比一战时的伤兵要少得多。美军在很多州设立了专门的康复中心，用先进的电子脉冲仪器记录并了解大脑受创后的反应，但仍没有满意的治疗方案，各种研究理论都还很模糊。

　　一战结束时，所有“炮弹休克”伤兵都消散在历史的迷雾中，他们可能在街头推销保险，可能在工厂里混到退休，很少有小说或者纪录片展示这些人的生存情况，唯一的官方记录是英国的社会保险部，根据该部的记录，在战后接受“神经类受伤战争赔偿”的英国士兵是63296人，到1929年的时候增加到74867人。除了这些枯燥的数字外，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命运如何。

　　只有科奈尔庄园地下室里克莱蒙汀夫人和离开伤兵的通信能让我们了解到那些大脑严重受伤的人，如何痛苦地经历死亡、经历未结束的战争和未完的人生。在科奈尔庄园疗养过的士兵都把在那里的几个月或者几个星期时间视为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克莱蒙汀夫人的优雅、热情、善良和真诚深深感动并吸引着他们，离开后，几乎所有人都会给她写信。在信里，他们像孩子对母亲般诉说心理上的惧怕和肉体上的折磨。他们都希望能分配到一些低级的任务，这样既不会离开战场，保持了荣誉，却又不必再面对死亡前线。很多人盼望着能再次回到庄园，再见到克莱蒙汀夫人，甚至幻想着和她约会。可是他们大多数未能如愿，后来根据不同渠道得知，有人在回到前线后3个月就阵亡了；有人虽然活了下来，但是儿子却阵亡了；有人在飞机轰炸时还在战壕里给克莱蒙汀夫人写信：“飞机在我们头顶，炮弹像下雨一样。昨天晚上下了暴雨，今天还在下雨，天气已经很暖。这里的乡村景色很美，麦子成熟了正等着收割……”

　　这是一封未完的信，在克莱蒙汀夫人收到时，写信的人已经战死了。出于在战争中的无私奉献，克莱蒙汀夫人战后被授勋，她死于1962年，终身保留着所有士兵的病例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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