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达200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罕见。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称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自幼就能对诗

　　方苞1668年生于南京六合，祖籍安庆桐城。他自幼聪明，4岁能作对联，5岁能背诵经文章句，6岁随家由六合迁到江宁旧居居住，仍保留桐城籍。16岁随父回安徽桐城参加科举考试。24岁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被称为“江南第一”。大学士李光地称赞方苞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

　　安庆师范学院教授朱洪在近期出版的《方苞传》中说： 冬日的一天，方苞父亲方仲舒鸡鸣而起，见大雾蒙眬，山前树木一篇迷糊，远处传来公鸡此起彼伏的叫声。他对刚刚起来的方苞说：“我出个上联，你能对出下联吗?”方苞年龄小，但已和父亲、哥哥后面学对对子了。他马上说：“你出吧!”“鸡声隔雾。”父亲慢慢说。

　　方苞看了看屋外弥漫的雾气，果然有公鸡“咯咯咯”的叫声。他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似乎要下雨的样子，应声云：“龙气成云。”母亲听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她对丈夫说：苞聪明，将来是读书的料。方仲舒笑笑，他打算明年起，口授经文、章句，为儿子启蒙。

　　方苞四五岁能对对子、诵章句，七岁读《史记》，十岁开始读经书古文，皆能背诵。一次，方苞在野外玩耍，时值乡村五月农忙时节，男女老少在田野拔秧、插秧。田头一个拔秧的农夫一边用稻草捆秧，一边念道：“稻草扎秧父抱子。”方苞听了，伫足田头。农夫见是一小孩站在这里，口里又念了刚才的一句，笑着问方苞：“你能对出下联吗?”方苞认真寻思，自言自语道：稻草，父也;秧，子也。他举目前望，见不远处的竹林里，几个妇女正把竹笋投入竹篮里，他眉毛一扬，自信地点点头，高声对道：“竹篮装笋母搂儿。”农夫惊喜不已，夸方苞真是个“神童”。

　　因《南山集》文字狱获罪

　　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方苞44岁时，即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不久，解到京城下刑部狱，定为死刑。在狱中两年，仍坚持著作，著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康熙五十二年，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始得康熙皇帝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被贬为贫民。

　　在方苞散文选集里记录有，一次康熙微服私访，在骆马湖镇上的茶馆里结识了被废为贫民的方苞，当时改名叫欧阳宏，引入驿馆里吃酒倾谈。聊至“东宫洗马”的笑话，聪明过人的欧阳宏马上就敏锐地觉察到面前这位慈祥和善的老者，可能就是当今皇上。

　　康熙见其神色，大惊，想到“这个面目丑陋的老人天分极高，怕再顺着这个“洗马”的题目说下去，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康熙连忙把张廷玉叫来，把话岔开了。康熙和张廷玉通过聊天方式，考察这个欧阳宏的学问，发现其“学问渊博，才思敏捷，不管是什么事都有独到的甚至是惊人的见解。”康熙后来发现，这个欧阳宏原来就是方苞，将他以布衣身份录入上书房。能在上书房行走的人，屈指可数。

　　方苞是桐城文学派的鼻祖

　　安庆桐城派研究的知名人士操鹏说：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方苞对中国古代散文创作的最大贡献，是他“集古今文论之大成”的“义法”说。“义法”说是方苞文论的核心。

　　方苞根据“义法”剖析具体散文作品时，多次指出“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而学习“左”、“史”的“义法”，必须研读唐宋八家之文，从中揣摩体会。这就使练习古文者有轨迹可寻。这些主张均比较切实，便于人们掌握古文的正确写作方法，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这在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提倡“义法”，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

　　链接：方苞(1668年5月—1749年9月)，字灵皋，亦字凤九，晚年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汉族，安徽省安庆府桐城县(辖域含今安徽省桐城市、枞阳县及杨桥、罗岭地区)人，祖居在今安徽省桐城市区凤仪里附近，生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六合留稼村)。桐枞“桂林方氏”(亦称“县里方”或“大方”)十六世祖，与明末大思想家方以智同属“桂林方氏”大家族。是清代散文家，桐城派散文创始人，与姚鼐、刘大魁合称桐城三祖。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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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鼐(nài)(1731-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借病辞官。旋归里，以授徒为生，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学人弟子。姚鼐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长于辞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

　　姚鼐一生勤于文章，诗文双绝，书艺亦佳。著有《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惜抱轩诗集》10卷、《笔记》10卷、《尺牍》10卷、《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辑成《古文辞类纂》75卷。

　　人物生平

　　清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二十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的哭声缭绕在桐城南门树德堂内。树德堂里喜气洋洋，街坊们也纷纷前来道贺：姚氏又添了一丁。姚氏是桐城世家大族，人丁一直很兴旺，人们只道姚家又得了一读书种子，不知这种子日后会如此茁壮，直将这阀阅门庭又光大了一重。

　　桐城姚氏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的后裔，其家族始迁于浙江余姚。一世祖姚胜三随父宦居安庆，由浙江余姚迁居麻溪，五世祖姚旭于明景泰间迁居桐城城里。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姚鼐1731年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先祖姚旭为明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姚孙棐曾以“五里三进士(姚孙棐、龙鲤门、许鲤跃)，隔河两状元(刘若宰、龙汝言)”而闻名遐迩.。高祖姚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其祖父姚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

　　姚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

　　自乾隆四十二(1777)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姚莹、刘开;上元梅曾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乾隆四十四(1779)年，八十二岁的刘大櫆去世。姚鼐毫无疑义的成为了桐城派的核心。他耗尽心血编纂的《古文辞类纂》终于完成，共75卷，是古文辞赋选本，按照文章的应用分分十三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所入选的作品以战国策、两汉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等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传统，为桐城派树立了散文史的“正宗”的地位，体现了姚鼐的文学主张。这本集子很受人们喜爱，有很大的影响。

　　乾隆四十九年(1784)，姚鼐辞去官职。他希望腾出时间来提倡桐城派主张，开始了他四十余年的讲学生涯。姚鼐先后在江宁、扬州、徽州、安庆先后主持锺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士子得以及门为幸”。他的门下有很多后来成为了桐城派的著名作家，如有名的姚门“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以及刘开等，他们使桐城派声势更高。有很多籍贯不是桐城的作家也自认为桐城派

　　嘉庆十五年(1815)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桐城杨树湾。此时的桐城派在古文上的地位已无可撼动。道光咸丰年间，桐城派在曾国藩及曾门弟子手中又呈一时之盛，一直延续到严复、林纾和新文学的诞生。

　　主要成就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就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 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这有其时代的原因。姚鼐在乾隆年间走上文坛。清代的考据风气也在这时开始盛行。人们称这种考据的功夫为“汉学”，与之相对的是势力较弱的“宋学”。学界多推崇汉学，对宋明理学比较厌弃，这往往导致文章的思想性降低。姚鼐不赞成排斥宋学的倾向，同时又针对汉学家、宋学家对文学的轻视态度，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这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纲领。

　　“义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姚鼐认为三者的统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继;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当然，三者有轻有重，考据要为义理服务。姚鼐想调和汉宋，融贯三者，认为作家能兼三者之长的为好作家。这种主张实际上成为了桐城派的文学纲领。姚鼐自己也身体力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朝廷任职的姚鼐来到山东，登上了东岳泰山，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登泰山记》一文。全篇仅数百字，内容十分丰富，是融考证与辞章的典范。文章从泰山南北的汶水、济水写起，内容涉及天门、岱祠等诸多古迹，辞章优美。如写登上泰山之后“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来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义理、考据、辞章”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巨大。一方面，姚鼐实际上是站在维护理学的立场上，企图调和汉宋的争论，兼采考据的长处，以考据充实理学的空疏，从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一方面，这一主张如果推而广之，那麽可以看作是对文章基本的要求。无论何时都同样有重要意义：“义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据”要求立论扎实，有说服力;“辞章”要求字通句顺，有艺术性。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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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世所述，当世则穷

　　在科举道路上，刘大櫆是一个不幸的人。他16岁到安庆参加秀才考试，即得到吴士玉的赏识。1725年至1733年，他第一次到北京一住9年，参加科举考试三次，两中副榜。1734年至1736年，两次去北京参加乡试，均遭罢黜。最令人扼腕的是，他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已考中，而最后被同乡主考官张廷玉拿下。此前，刘大櫆曾在桐城张家，为张廷玉的侄子教书一二年。刘大櫆终身不得科举之名，而张廷玉也饱受清议。尽管张廷玉事后想弥补，推荐刘大櫆参加经学考试，但已于事无补。刘大櫆被张廷玉罢黜次年，父亲去世。

　　在刘大櫆不幸的人生中，得到吴士玉(官至礼部尚书)的赏识，是他的不幸中的幸事。吴士玉第一次在安庆见到刘大櫆文章，即认为他的文章非世俗所及。他吟诗赠刘大櫆云：“生名大櫆其姓刘，意气横绝凌九州。邂逅执礼以刺投，蒙庄滉瀁无谬悠。间仿韩柳劲以遒，诗赋峭蒨穷雕鎪。”认为刘大櫆有韩愈、柳宗元之才。

　　刘大櫆决定去京城前，因举目无亲，便给吴士玉写信，希望得到吴先生的照顾。他给吴士玉的信中说：“归于中朝，执缙绅大夫之裾而告之曰：桐城刘生者，今之昌黎也。”说明吴士玉在京城广泛宣传刘大櫆，刘大櫆已经知道。

　　刘大櫆入京后，因经济困难，加上和他一起赴京赶考、相依为伴的堂弟突然离世，便打算离京回家。吴士玉处心积虑，延请他为塾师，到自己家中课读子弟，帮他解决生活费用，鼓励他安心考试。刘大櫆有诗赠吴士玉：“公如大匠畜杗桷，追琢岂必皆琳璆。笑指孺子谓可教，逢人说尽桐城刘。”

　　在刘大櫆几次科举受挫后，吴士玉仍然说服刘大櫆，一定能高中。不料，吴士玉却在1733年去世，为刘大櫆坎坷的人生道路再次投下阴影。

　　事业上，刘大櫆靠教书、入幕为生，以写文获得一点碎银。他曾到江南、湖北、两浙入幕。刘大櫆浓髯嘴大，性好喝酒却无酒可喝，偶尔幸添末席，他总吟诗纪念。晚年，他得以在徽州任黟县教谕，勉强有了稳定的生活。

　　刘大櫆一生过的都是清贫生活，在湖北做幕僚，冬天仍然穿秋衣。七十四岁，他因病老辞官离开徽州，回枞阳定居，以懂医和精神的追求，活到了八十三岁。1779年十月初八，刘大櫆在枞阳家中去世。

　　姚鼐在祭文中说：“百世所述，当世则穷。”意思是说，刘大櫆一定会流芳百世，后人会述学其诗文，但刘大櫆自己生活在世上的时候，却处处不得意，过着四处碰壁的贫苦生活。

　　天夺其子，独与以朋

　　在家庭生活上，刘大櫆因事业不顺，而屡遭打击。他在京城九年，三个幼儿唯一的幸存者也夭折了;妻子不堪久别和三个幼儿的去世，在刘大櫆去京城八年后，在家中去世。他与妻子是近亲结婚，其子夭折，是人类科学发达缓慢所致。九年后，他心力交瘁地回到家中，是邻居凑了一些东西，供他吃了晚饭。晚年，他以哥哥的孙子为自己的孙子，延续香火。

　　在刘大櫆不幸的人生中，认识方苞是他最大的幸事。1725年，刘大櫆第一次到京城，即拜访了祖籍桐城、出生于南京的方苞。方苞一见其文，便说：“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在方苞眼中，刘大櫆是韩愈、欧阳修一流的人物。因为遭遇“南山集案”，方苞出言谨慎，交友小心。1735年，在雍正南书房供职的方苞奉命推荐人才参加博学宏词考试。他只推荐两人，刘大櫆即是其中之一。听说刘大櫆考试过关而被张廷玉无端拿下，他顿足捶胸，叹息不已。方苞去世后，刘大櫆写祭文云：“櫆试而蹶，公每不愉。愀然累日，顿足长吁。”

　　尹会一到江南视学，请方苞推荐人才，方苞只推荐两人，刘大櫆是其中一个。方苞很少给人写信找工作，唯独给刘大櫆找工作，屈身写了数封信给安徽巡抚魏定国、双学使(庆公)。1749年，方苞去世，刘大櫆写文祭祀，其中说：“不材如櫆，举世邪揄。公独左顾，栽植其枯。”“公独左顾”，可见方苞对于刘大櫆的关心!

　　作为回报，刘大櫆每去京城，必看方苞。方苞身体不好，刘大櫆便推荐自己熟悉的医生为

　　方苞看好了病。方苞离开京城，刘大櫆吟诗送他。方苞到南京定居后，刘大櫆过往南京，必去方苞家小住。方苞去世后，刘大櫆写祭文痛哭。过南京，就去方苞故居凭吊。

　　在刘大櫆不幸的人生中，认识姚鼐并与他成为忘年交，是他的人生第二大幸事。刘大櫆在张英家做私塾先生，认识了姚鼐的伯父姚范和姚鼐的父亲姚季和。从此，刘大櫆与姚范兄弟成为朋友。1731年12月20日，姚鼐出生于桐城，比刘大櫆小三十三岁。1750年，刘大櫆归桐城，第一次在姚家见到姚鼐。此时姚鼐二十岁，已超过刘大櫆与其父亲当年交往的年龄了。刘大櫆二十一岁去桐城教书，姚范二十岁，姚季和不到二十岁，故云姚鼐的年龄已经大过当年其父亲的年龄了。

　　1751年夏天，姚鼐参加礼部会试报罢(考试落第)。归前，刘大櫆写《送姚姬传南归序》，云：“姬传又深有志于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为显官不足为姬传道;即其区区以文章名于后世，亦非余之所望于姬传。”刘大櫆不希望姚鼐受到进士落第影响，即不要仅仅以文章传名于世，而希望他学古人之不朽。可见，刘大櫆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科举落第，并没有泯灭他的雄心大志。他成为方苞、姚鼐中间的环节，并非偶然。而方苞1749年去世，刘大櫆1750年与姚鼐携手，历史就这样把刘大櫆推到了方苞、姚鼐的中间位置，有如神助。

　　刘大櫆与姚鼐心心相印，二人从此在一起，日日过从，携手郊游;不在一地，彼此心中牵挂。朋友过南京，姚鼐请人代自己去看望刘大櫆;刘大櫆在黟县山中，常常翘首北望，挂念姚鼐的行迹。刘大櫆吟诗送姚鼐云：“关河阻魂梦，莫遣报书稀。”可见，他是多么希望接到姚鼐的信。

　　刘大櫆还乡后，姚鼐必过枞阳，看望刘大櫆。而刘大櫆见姚鼐来，如同过节，举杯相迎。生前，刘大櫆曾几次对姚鼐说“吾与汝再世交矣!”刘大櫆去世后，姚鼐写祭文、传记，为刘大櫆墓碑题额。刘大櫆去世十八年后，姚鼐过枞阳，专门去其故居凭吊。在桐城派的四个主要代表人物中，刘大櫆学历最低，官位最卑，而得到方苞和姚鼐二人的特别的尊重，这在文人相轻的中国社会，是罕见的。

　　姚鼐在祭文中云：“天夺其子，独与以朋。”是说天夺取了刘大櫆的三个儿子，独让他交了许多朋友。他一生交朋友很多，最重要的是上承方苞，下启姚鼐，成为桐城派链条中的重要环节。

　　垂老一官，终于博士

　　刘大櫆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既来自于他与方苞、姚鼐等人的交往，也来自于他的品行高尚和他自己的思想。

　　刘大櫆是道德上垂范当世的人，是一个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人，是一个传承传统文化，毕生把精力献给教育的人。他重礼节、讲友情，自己事业不顺，却肯乐于助人，为他人写墓志铭、写行状，下笔千言，不讲价钱。他没有儿子，却关心侄子辈后嗣传承，晚年如同方苞，帮亲戚后裔购买墓田。

　　凡朋友请他写诗文，都不拒绝。刘大櫆的诗文是他内心真情的流露，是他人生轨迹的真实反映。他思念朋友，常以诗寄怀;自己屡屡落第，却真心讴歌他人登第;一生要求不高，只在诗文中求得快乐。读其诗文，并没有感受他的低沉、消极和怨气，而屡屡感受到他对于生活的真实的描述，对于后生的真切希望，以及对于他人成绩的由衷赞扬。

　　晚年，刘大櫆在安庆书院写下《论文偶记》，主张文章的节奏、神气，继古开来，至今在中国文章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主张写文章贵奇，符合戴名世的写文章的思想;他主张文章贵简，符合方苞的写好文章的思想;他主张文章贵变，与姚鼐的思想相接。刘大櫆的文章写作法，丰富了桐城派的内容。如果没有他本人关于文章的范文，没有他本人关于文章写法的一系列总结，尤其是文章节奏、神气的总结，就没有刘大櫆在桐城派中的地位。

　　刘大櫆晚年在徽州黟县做教谕，写了许多“记”，宣传了徽州许多景点;写了许多传、墓志铭，记载了许多清代徽州人的故事;写了许多诗，记下了徽州的风土民情和风俗;他主管黟县教育，主讲书院，亲自培养了许多人才，为徽州文化作出了贡献;他亲自主编了《歙县志》《黄山志》，为徽州地方志作出了贡献。刘大櫆对于徽州的贡献大过对于家乡的贡献，是一个传播文化不问地域的人。

　　徽州弟子吴定写祭文云：“垂老一官，终于博士。”姚鼐写祭文云：“半生场屋，老授学官”，即叙述刘大櫆一生不得志，到老才得一微官。

　　他的一些文字，因时代的局限性，有许多内容已经过时了，如文以载道、赞扬节妇等。因清代文字狱，他在诗文中不涉及官场文字，但他对于孝子的赞扬，对于勤俭持家的赞扬，对于同时人的奋斗和励志的赞扬，都没有过时。读其作品，如同与一个清代德高望重、才高八斗的老人对话，品味一个矢志不移者终身奋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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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三祖为桐城派早期三位重要作家，分别为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为桐城派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方苞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人物生平

　　方苞(1668-1749)　清代散文家。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五十年，被牵连进戴名世《南山集》案入狱。赦出后隶汉军旗籍，入直南书房。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曾写《狱中杂记》，揭露当时司法制度的黑暗与残酷，具有现实意义。

　　风格及主要成就

　　方苞治学宗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礼。为人刚直，好当面斥责人之过错，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排挤。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在《史记评语》里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论文提倡“义法”，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

　　方苞著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记析疑》4卷、《周官辩》1卷、《仪礼析疑》17卷、《礼记析疑》46卷、《丧礼或问》1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诗义补正》8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离骚正义》各1卷、《奏议》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补遗》　14卷，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

　　名篇：《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汉文帝论》、《李穆堂文集序》、《书卢象晋传后》、《与李刚主书》、《孙征君传》、《万季野墓表》、《游潭柘记》等。

　　“义法”解释

　　所谓“义”，即“言物”，所谓“法”，即“言有序”。“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方苞要求文章的形式服从于内容，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章语言要做到“清真雅正”和“雅洁”，去掉“冗辞”，直到“一字不可增减”。 “义法”说，涉及文章的立意构思、布局谋篇诸问题，对形成有益的文学理论，有积极的意义。

　　刘大櫆

　　人物生平

　　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县陈洲乡(今枞阳县汤沟镇) 人。刘大櫆出身于耕读世家，祖、父均为秀才，塾师兼事农作。大櫆曾自言“家世皖江侧，薄田十亩余。”幼年，从父读书，(一说刘大櫆为汉高祖刘邦长子齐王刘肥后裔，陈洲刘氏伯二公第十八世孙，属先字辈)“桐城派”代表人物。

　　大櫆受教于同乡吴直，才华出众。20多岁以布衣入京，方苞见到他的文章，极其叹服说：“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并赞他是韩愈、欧阳修一流人物，一时名噪京城，士大夫多愿与其结交。雍正七年(1729年)、十年，两次参加考试都登副榜。乾隆六年(1741年)，由方苞荐举应博学鸿词科，被大学士张廷玉压制落选。张后知大櫆同邑，深惋惜。乾隆十五年，张廷玉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大櫆60岁后为黟县教谕。几年后告归，居枞阳江滨不再出游，以文学教授生徒。

　　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喜饮酒，好吟诗。

　　风格及主要成就

　　大櫆师事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许;他又是姚鼐的老师，故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大櫆虽出方苞之门，但文风不同，方东树曾说：“学博(刘大櫆)论文主品藻，侍郎(方苞)论文主义法。”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才气雄放，波澜壮阔。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不仅如此，大櫆对“阳湖派”的形成影响也很大。乾隆间，常州钱鲁斯受业于大櫆之门，后与大櫆弟子王灼一起以“师说”传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二人始尽弃骈俪之学，专治桐城派古文，传人日众，后称“阳湖派”。

　　刘大櫆著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诗集》6卷、《论文偶记》1卷、编《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纂修《歙县志》20卷等。

　　姚鼐

　　人物生平

　　姚鼐一世祖居麻溪(今枞阳钱桥河南岸姚王集)，其五世祖姚旭明景泰年间迁居桐城城里。至姚鼐， 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鼐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其祖先姚旭为明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高祖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士，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其祖父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鼐言：“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否则，不如“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在咎已尔”。

　　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刘开、李宗传、方绩、姚莹;上元梅宗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嘉庆十五年　(1815年)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枞阳。

　　风格及主要成就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成为“桐城三祖”。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僦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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