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社会主义在俄国：关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问题

　　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俄国反对派运动中出现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立，在政治理论上就是“政治自由”与“人民专制”的对立。在1890年代，双方的阵营曾经壁垒分明。社会民主党人曾经与自由主义结盟反对民粹派，而民粹派中那些最敌视“西方民主”的人在搞不成“人民专制”之余，宁愿接受沙皇专制也要反对“自由”。

　　但后来社会民主党人与民粹派中各自都发生了一些分歧，到了斯托雷平(П. А. Столыпин)时代更是发生了笔者所谓的“双向异化”：一部分民粹派放弃“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会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份子的观点”而逐渐社会民主主义化，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则放弃了“人民发展所必须的‘抽象权利’而逐渐变成‘超民粹主义’”。以至到了1917年，过去界限分明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民粹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发生了戏剧性的重新洗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音译“布尔什维克”)联合“左派社会革命党”，以暴力推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称时通常不带括号，列宁等人贬称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主流派主导的最后一届联合临时政府。

　　尽管这时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已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民主色彩，但在俄国，最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是孟什维克。过去苏联官方理论说孟什维克是“机会主义者”──这个词的本义是指那些一味“随机应变”而没有原则的人。但实际上如果要贬抑孟什维克，倒不如把他们称之为教条主义者。他们的缺点(从另一种价值观看或许是优点?)恰恰在于过份虔诚地执守意识形态原则，理论上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不善权变，行为上坚持道德自律而不愿使出辣手，对他人过份天真而不谙世事险恶，对自己“洁癖”太甚而处处循规蹈矩。由于努力和机遇，他们在俄国曾有比列宁一派更大的影响，但因为上述“缺点”以及一些更深远的原因，他们最终被自己过去的党内“同志”消灭了。

　　说孟什维克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幷不夸张。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被列宁称为“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普列汉诺夫(Г. В. Плеханов)后来是孟什维克成员。世所公认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普列汉诺夫建立的劳动解放社所有成员，除早逝的伊格纳托夫(В. Н. Игнатов)一人外，后来都是孟什维克成员。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交往的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第二国际1889年巴黎成立大会的全部俄国代表，凡是活到1903年以后的也都是孟什维克成员。在与列宁等人发生争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所谓孟什维克实际也是主流：在两派争执的著名“党章第一条”的表决中和“二大”的大多数会议中他们都是多数，只有在选举中央机构时，由于倾向他们的犹太工人总同盟成员因他故退场，列宁一派才取得微弱多数。尽管列宁后来以此一直自诩“多数”而贬称他们为孟什维克(“少数派”)，但此后党内的大部分争论场合，乃至在杜马党团中，他们仍是多数。只是由于孟什维克自恃以理服人幷不标榜“多数”，也不屑于争辩列宁所谓“多数派”的真伪，才在历史上留下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名实不符而约定俗成的称谓。

　　二 孟什维克的“专政”与“民主”观

　　虽然列宁与马尔托夫(Л. Мартов)各自的追随者所掀起的派系斗争早自1903年就已开始，但双方幷无固定成员而只是同一党内不同意见的组合。1906年时双方还召开“统一代表大会”强调团结。1912年列宁一派在布拉格召开自称的“全国代表会议”首次宣布开除“孟什维克取消派”，但第二国际幷不承认这一宣布。而且当时列宁方面说孟什维克内部有“取消派”与“护党派”之别，孟什维克却不承认有这种派别，会议幷未列出“取消派”名单，更没有与所谓非“取消派”的那些孟什维克成员分手。虽然此后双方的头头们已经各行其是，但绝大多数党员认为两派仍属一党，它们的基层组织仍多在一起活动。直到1917年5月，列宁一派才首次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因此俄罗斯如今的党史研究者多认为两派只是在1917年才彻底分裂，而到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改名、取消社会民主的招牌后，“才真正结束了关于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所有说法”。

　　尽管“党籍”意义上的孟什维克形成极晚(甚至可能从未形成)，但作为持有“正统的”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者，孟什维克当然早就存在。他们在理论上一直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按马克思的本义，以及普列汉诺夫以来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种承认有下述限定：第一，这种专政只能出现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而他们认为在不发达的俄国如今发生的只是“民主革命”;第二，即便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专政”也只能是内战中的非常状态，不能把它常态化，在和平时期搞独裁;第三，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只能针对“资产阶级”，而不能针对尽管“落后”(马克思主义者，不管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这样认为)、但幷不属于剥削者的农民，更不能针对工人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至于以“专政”来对付社会民主党内的其他派别，就更是匪夷所思。

　　更重要的是，基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反对“人民专制”、主张“政治自由”的传统，孟什维克一直崇尚民主。早在“二大”上就有代表指出：双方的分歧在于“是要使我们未来的政治服从某种基本的民主原则、承认这些原则的绝对价值呢，还是所有的民主原则都必须绝对服从我们党的利益?”列宁主张后者，而主张前者的即所谓孟什维克──不管他们是否参与过“二大”的那场争论。因此，孟什维克不仅可以说是俄国当时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说是最“原教旨”的民主派──这两点合而论之，也体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的关系。

　　孟什维克对民主原则的忠诚体现在：如果统治者以暴力推翻民主而维护专制，他们当然支持以暴力来对付这种统治者，包括在内战中实行临时的“专政”。但在民主政治中如果自己在“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中失败，则他们绝对服从“人民的选择”。而且，在民主政治中他们也主张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宁可在竞选中吃亏也不单纯为拉票而哗众取宠，附和群众的任何要求，同时也反对不择手段地诋毁对手。然而，不幸的是，在专制传统和阴谋政治土壤深厚的俄国，他们的民主实验过于“超前”，当时成功的机会是不高的。

　　三 从“二月民主”到“一月专政”中的孟什维克

　　与领导人多在海外的布尔什维克相比，孟什维克在国内工会中的影响更大。1917年的二月革命虽然事出偶然，没有任何政党策划过这次剧变，但在革命后出现所谓“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幷存”的局面时，苏维埃初期也主要是由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主导的。而在自由主义者主导的头两届临时政府无法控制局面、先后辞职，以及俄国濒临无政府混乱状态的情况下，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参与了后期的各届联合临时政府，幷且愈来愈成为主导力量。到了十月革命前夕，最后几名“资产阶级(即自由主义者)部长”行将辞职，在布尔什维克曾经主张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即将实现的前夜，列宁却抢先以武力夺取了政权，幷随即开始了对先前这些党内“同志”的镇压。

　　而在整个过程的每个环节，孟什维克的“君子”行为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都令人感叹。例如，当沙皇“出人意料地”倒台后，列宁为抢时间而经德国人安排穿越俄德战线，从国外赶回首都时，媒体曾怀疑他这种回国方式，指责他是德国人的奸细。正是作为列宁对手的孟什维克首领马尔托夫站出来力辩列宁的清白。

　　二月革命后，初期孟什维克的影响力尽管很大，但由于不支持资本主义、又教条地认为俄国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条件而无意掌权，因此只想以苏维埃为阵地做民主政治下的反对派。一旦自由派被证明无法控制局势，他们参政后就开始以左派立场与“资产阶级部长”斗争，幷没有因为上述教条而甘愿做“资产阶级的尾巴”。然而对于这种民主政治中的政敌，他们只用合法手段，也的确在十月之变的前夜，成功地在临时议会上通过了迫使全部“资产阶级部长”辞职的不信任案。如果不是当晚就发生布尔什维克的武力夺权，“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本已呼之欲出。

　　但如果“资产阶级”要动武，孟什维克也主张坚决镇压。当8月间发生右派企图以武力推翻民主政府的科尔尼洛夫(Л. Г. Корнилов)叛乱时，孟什维克不仅推动临时政府进行镇压，还支持不久前才因被指煽动暴力而受到压制的布尔什维克重返政坛，幷组织民兵(赤卫队)参与平叛──然而正是这些布尔什维克民兵后来反过来成为推翻临时政府的主力军。

　　另一方面，本来在沙皇时期反战的许多孟什维克成员在沙皇倒台后，看到需要抵抗德军进攻以保卫新生的“民主俄罗斯”及其革命成果，因而在无法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情况下不赞成放弃战争，尤其反对在无停战协议的情况下单方面放弃抵抗。这种所谓“革命护国主义”立场(尽管不是所有孟什维克成员都持这一立场)使当时厌战已极的俄国军民失望。而那时以在野身份完全根据群众情绪提口号的布尔什维克则鼓吹无条件立即停战，因而广受青睐，尤其在军队这个当时最厌战的群体中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派别。

　　在当时幷非普选的苏维埃中，军人投票权高于工人十多倍(当时还只有“工兵代表苏维埃”，农民是不算数的)，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主导权遂被布尔什维克取代。布尔什维克以苏维埃的名义利用军队和民兵进行武力夺权，遭到孟什维克的抗议。但是当时苏维埃政府自称是“在立宪会议召开前管理俄国的工农临时政府”，幷许诺尽快进行立宪会议普选，因此孟什维克对之也没有太强烈的抵制。相反，他们认真、积极地投入了布尔什维克政府组织的立宪会议选举工作，成为当时俄国最遵守民主规则的政治派别。

　　由于这时他们的报纸被查封，声音被封杀，也由于在当时的乱局中人们对他们那种循规蹈矩的主张缺乏信心，当然还有掌权者对选举的影响，孟什维克最终在选举中失败了，他们仅仅得到2.3%的议席，在四大竞选团(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中敬陪末座。这与二月革命之初他们的巨大影响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孟什维克坦然宣布接受这一结果。相反，布尔什维克却因为得票少于社会革命党便公然推翻了他们自己组织的选举，于1918年1月派兵武力驱散了立宪会议。在选举中失败的孟什维克首先起来捍卫这一民主选举的结果。他们组织工人于当天发起和平的游行示威，抗议解散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派兵开枪镇压，造成震惊世界的“一月五日血案”。用高尔基(М. Горький)的话说：“来福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份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四 “两害相权取其轻”和孟什维克的困境

　　“一五血案”后，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彻底决裂，幷受到后者严厉镇压而转入地下活动。但是，立宪会议被驱散终于导致社会危机的大爆发。不仅布尔什维克与所谓“民主反革命”之间的矛盾激化，而且布尔什维克废除民主的做法，也使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乘机而起，随着宪政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遗产凭什么留给你呢?“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

　　面对如此局面，孟什维克陷入了空前的困境。1918年1月，他们不分国内、国外，“国际主义者”还是“护国主义者”，都一致抗议废除民主，也都成了列宁式“专政”的反对派。

　　但在后来的内战中，由于他们同样反对与苏俄为敌的资产阶级及旧俄势力(所谓“白卫势力”)，因而显得左右为难：“布尔什维克专政政策实际上已把俄国大多数人口即农民和一大批城市民主派推到了反革命队伍中，另一批民主派则把立宪会议的命运与帝国主义同盟国和国内反动派连在一起。……结果，立宪会议可能被用来作为直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口号和借口”。

　　于是在如何“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上，孟什维克的成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俄国国内以马尔托夫与唐恩(Ф. И. Дан)等人为代表的主流派虽然谴责布尔什维克破坏民主，但认为反对资产阶级与旧俄势力更为重要，因而在内战全面爆发后改变了激烈谴责的立场，采取了姑且支持苏俄的态度。他们仍然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列宁的“专政”看成内战中的非常状态，期待其在战后能够恢复民主。马尔托夫说：“当阶级斗争进入内战阶段时，一定会出现……以革命少数派专政的方式来执掌国家政权”，所以我们这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列宁等人“争论的焦点”幷不在于要不要专政，而在于：“这种专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幷建立一整套制度使专政永久化呢，还是相反，尽快地以这个革命阶级或几个阶级的有组织的主动精神和自治，来代替这种专政。”

　　于是他们力图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性和批评者立场的同时，以盟友身份支持内战中的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号召国内支持者保卫苏俄，在国际上也尽力为布尔什维克游说，呼吁国际社会民主党暂停讨论“民主还是专政”的问题。当时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通过民主竞选上台执政幷宣布脱离苏俄，成为原俄罗斯帝国范围内孟什维克掌权的唯一地区。然而尽管沙俄解体后的“独立风”流行一时，格鲁吉亚幷非特例，当时所谓“民族自决”的意识形态承认这种权利，沙俄时期列宁还鼓励这种做法，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其他异己势力，也承认格鲁吉亚独立，但为了取悦于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还是严厉谴责了格鲁吉亚的同志，孟什维克中央甚至宣布开除他们。

　　这时孟什维克不仅承认战时的“革命专政是必经阶段”，“客观上好比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而且为未来制度的设想，他们也已经不再为立宪会议呼吁，而仅限于呼吁扩大“苏维埃民主”。他们认为只要有民主就可以约束列宁等人，“不仅普选权这种民主，就连苏维埃民主也不会让共产党的少数人得逞”。但是，正由于任何民主都与专制不相容，列宁幷没有因为他们的支持而宽容对待他们，内战一结束，就对他们发动严厉镇压。1920年马尔托夫被迫流亡国外。仍在国内希望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孟什维克首领唐恩，在其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建议被列宁接过去之后，他本人却因企图表现得比领袖更聪明而不能见容。正如当年列宁“照抄”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之后就反过来镇压了该党一样，孟什维克也因唐恩的意见被采纳而在1922年遭到了最后的灭顶之灾。这时他们才明白：自己面临的幷不是临时性的“迪克推多”(dictator)，而是一种比沙皇更严酷的“人民专制”。

　　而孟什维克的命运也确实给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专政”观出了一道难题：如果战时的“专政”是可取的，但和平恢复后就应当取消专政恢复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是仅仅指望“专政者”的好心和自觉吗?

　　与国内的孟什维克主流派不同，侨居国外的许多孟什维克名人，如阿克雪里罗得(П. Б. Аксельрод)等人反对马尔托夫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认为列宁搞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针对当时左派中的一些人，以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为例为列宁的行为辩护，阿克雪里罗得指出苏俄这种做法不是雅各宾专政式的战时措施，而是列宁一贯的长期专制主张。因而他们认为应当进行反抗，幷且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不排除以暴抗暴的可能。但这也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而已。他们同样也不愿与“白卫势力”为伍，幷且要与之划清界限，于是所谓的反抗只限于向第二国际的兄弟党呼吁，希望通过“国际社会主义干预”来迫使布尔什维克改变做法。这自然是毫无结果。

　　只有以饶尔丹尼亚(Н. Н. Жорданиян)为首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自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直没有失去对当地苏维埃的领导，1918年通过民主选举在当地的多党制议会取得多数，上台后领导格鲁吉亚脱离俄国独立，幷组建军队抵抗苏俄进攻。他们在格鲁吉亚执政三年，进行了颇值得研究的、宪政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土地改革、八小时工作制、工业国有化、发展自治工会农会等)，但这个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格鲁吉亚最后也在1921年被苏俄大军攻灭。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的民主实践就此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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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到俄国人马尔托夫时，历史学家赵俪生曾经这样回忆：

　　“我读列宁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批评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契卡‘(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编者注)已经把马尔托夫列入被整肃的黑名单了，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尔托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呀。

　　“我读过后，总觉得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自由主义者”，这两个赵俪生用以自况的词语，也可以视作对马尔托夫所作的精当诠释。

　　这名后来的孟什维克领袖，从22岁起就参加工人解放运动组织。他担任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火星报》的编辑，参与组建过第二国际，即使在被逐出苏联以后，也仍然在探讨马克思的理论。这些被视作他对“信念”的坚持。

　　而这个一脸大胡子的俄国佬，又实在不像一个能约束自己的人。马尔托夫个人生活的邋遢是出了名的。一名传记作者描绘道，当托洛斯基在巴黎见到他时，他的“房间像过去一样一塌糊涂,变得越发不可收拾”。屋角里堆着一人高的报纸,谈话中,马尔托夫时不时将手伸进报纸堆里,抽出需要的文章。桌上放着积满烟灰的手稿，而那副总是擦不干净的夹鼻眼镜耷拉在他的尖鼻梁上。

　　他在道德方面以敏感著称，有人称他“丰富、灵活，但缺少意志力的支持”。当遇到别人的反对时，他有时候会“显得十分苦恼,并且神经质地耸耸他那瘦削的肩膀”。

　　从他这些性格表现里，人们不难窥见他温和的个性。事实上，这个坚定的马克思信徒始终认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方式应该是温和的，而不是武力的。

　　他一直希望通过合法的选举而不是革命来实现目标。当俄国1905年革命即将来临时，作为俄国进步的社会民主工党中坚分子，他和他领导的少数派甚至拒绝武装起义，不愿意为它做有组织的准备。只有当革命成为事实以后，他们才同意接受革命。

　　等到革命失败后，铁腕人物斯托雷平成为总理，他又希望放弃党组织的秘密性，以换取合法地位参与议会政治。

　　因此，马尔托夫说出“工人必须不是用武器而是用‘一种想把自己武装起来的热望’武装起来”这样的话，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他一直希望做一个民主政治下的反对派。1917年2月革命推翻沙皇之后，以他为首的孟什维克积极参与临时政府，并一度获得主导地位。然而，在当时的混乱之中，他的温和并不为人欣赏——人们急切地需要被强大的力量保护起来。

　　马尔托夫们践行选举政治的最后一次努力，发生在布尔什维克武力推翻临时政府夺权之后。在得到举行立宪会议选举的承诺之后，他们立即组织起来参与选举，成了“当时俄国最遵守民主规则的政治派别”。尽管在这次选举中失利，他们仍然准备坦然接受这一结局。

　　但历史并没有给马尔托夫更多机会。立宪会议被驱散后，马尔托夫仍然试图在一个更狭小的空间中尽力扩大民主。1921年，孟什维克被取缔，马尔托夫离开苏联，并死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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