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的甲午年再来，很多人在去年早已迫不及待地联想到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正式宣战于1894年8月1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而我却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初看《甲午风云》这出戏的情景;像我这一代的老华校生和“建国一代”的多数人当中，这出戏埋藏了他们往昔的一段民族感情和民族仇恨。

这是中国长春制片厂出品的爱国电影，当年还在念小学的我有一天被一位年高一班的同学拉去看这部片子，还记得他说：“看《甲午风云》的人看了都会鼓掌。”果然当看到大清海军将领邓世昌管带的“致远号”开炮击中日本海军“吉野号”时，戏院里的观众都兴奋地鼓起掌来。记得我并没有跟着鼓掌，也许是当年对历史背景不甚了解，“爱国”情操还未成熟，倒是饰演邓世昌的李默然三个字却深深铭刻在脑海里。

今天中日因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主权纷争关系越闹越僵，“中日必有一战”的看法在两国民间都有市场。

本报专栏作者薛理泰(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在《安倍强势作为北京得大于失》"style="font-size: 14px;"target="_blank">《安倍强势作为北京得大于失》一文引述《孙子兵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谈到“处理一场军事危机，头等的办法是斗智，以谋略挫折对方的战略意图，二等的是在折冲樽俎的外交行动中制胜对方，三等的是以军事突袭击败对方，最下等的是攻城掠地。”

熟悉中国古典名著的日本人对《孙子兵法》肯定不会陌生，如果他们也同样信奉“上兵伐谋”这个道理，那就是好事，这表示中日双方都打不起来。

最近时常看到这样的论调说，在近代史上，日本曾经两次打断中国的崛起之路。第一次是“甲午战争”，为洋务运动送终。第二次是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把中国拖进八年抗战，再一次阻断中国的崛起。所以，“这一次绝不能再让日本得逞!”

其实，中国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咸丰十年，又称“自强运动”)跟日本的明治维新(始于1868明治之初)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前者还早了几年，中日两个学生同时拜西方文明为师，哪个比较有长进，一场甲午战争便分出高低。说甲午战争坏了大清洋务运动的好事，我不敢苟同。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掀起学习日本之风，但事实上，日本在19世纪中叶倒是先通过中国学习西方，这全拜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魏源(1794－1857年)所赐，他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人。1843年，魏源完成了以知夷、师夷、振兴军备为核心理论的《海国图志》，这本书介绍了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军事教训，整理成有系统的军事思想。在当时顿时成为大清有先进意识的读书人的百科全书，悲哀的是，这本书却不受朝廷重视，因为守旧顽固派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夷狄”的赞美，有者甚至建议烧掉它，这本书的命运预示着大清帝国接下来的国运。

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六十卷本被翻译成日文，日本人惊为天书，认真学习之，通过此书了解西方的长处，它被奉为加强海防的经典著作，为不久后开展的明治维新作出了贡献。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指出：“《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大清自己走宝，却益了日本人。所以，洋务运动到底是断送在甲午战争还是中国人自己的手中，真是一笔说不清的历史烂帐。

甲午战争是日本在维新之后第一次对外发动的战争，当时的大清帝国被“小日本”击垮之后，革新志士如康有为在1895年为了劝阻朝廷拒签《马关条约》，而联合一千多名读书人，由他执笔起草了一万八千字的上皇帝书，建议迁都抗战，变法图强(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康接着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掀起维新运动的热潮。维新分子很快收拾起甲午战败的悲情，痛定思痛，反过来向日本取经，学习强国之道，康梁师生两人还曾经想要邀请伊藤博文当大清政府的维新顾问，从之前的“师夷”变成“师倭”，就像武侠小说常有的情节，一个自以为武功高强的人被高手打败了，心服口服，转而拜高手为师，这在当年中国人还视非我族类的外国人为“夷狄”的时代，转向日本学习简直是非常前卫的思维。

康有为用了十年功力写成的《日本明治变政考》，深入研究日本如何从一个小国崛起为当时跟美国、英国叫板的海洋军事强国，康有为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之大，十倍于日本，如果效法明治维新，“收日本已变之成功，而舍其错戾之过节”，其成效绝不止“事半而功倍”。光绪皇帝被维新派说服采用了康的这本力作，作为维新改革的理论基础，要在大清复制日本式的维新，只可惜光绪并非有魄力的改革家，而被守旧的既成利益集团扯后腿，西太后伺机搞一场政变，“戊戌维新”只撑一百零三天，成了“百日维新”。维新失败后，梁启超还逃入日本驻北京领事馆寻求保护，后被伊藤博文秘密安排到日本避难。这样的情节若发生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汉奸”罪名。

康梁维新失败之后，大清向日本学习的风气反而更为炽热，20世纪初掀起了一阵的日本留学潮，西洋的许多政治学理论通过日本人的翻译再经由留日学生传回中国，其中如著名的女革命烈士秋瑾(1875－1904年)便曾自费留学日本。根据台湾历史学者黄文雄在《辛亥民国一百骗》(2011年10月初版)一书里的说法：“1911年中国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凡例写道：我国新词大半由日本输入。”黄说：“如果没有日本在幕末维新时代创出的20万新词，中国的社会、自然科学、新闻将难以传达讯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有85%是日本所创出的新造词。”由此可见，日本汉字对清末以及民国的革新、甚至新中国的发展都作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120年并不长。想想从当年的大清帝国到今天，中华民族的命运已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仅仅两甲子时间内的事，不能说不快。今天的日本就算出现另一个伊藤博文，也不可能再把中国玩弄于掌股之中。在中日两国进入“准冷战”(郑永年语)之际，碰上了甲午年，给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详预兆。中国若能把过去的崛起之路所碰到的各种主观和客观障碍当作国民团结的考验与民族精神的磨练，则在国民素质、人文水平方面，超越日本是指日可待。就像韩国人过去几十年抱着“雪耻”的心态，在经济、体育、文化、科技等等领域，以日本为竞争对手，他们今天在这些方面的光芒几乎都盖过日本，真的是“什么仇都报了”。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真的和平崛起，而不希望将来再看到另一出现代版的“甲午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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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的甲午年，很多人在去年早已迫不及待地联想到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正式宣战于1894年8月1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而我却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初看《甲午风云》这出戏的情景；像我这一代的老华校生和“建国一代”的多数人当中，这出戏埋藏了他们往昔的一段民族感情和民族仇恨。

　　这是中国长春制片厂出品的爱国电影，当年还在念小学的我有一天被一位年高一班的同学拉去看这部片子，还记得他说：“看《甲午风云》的人看了都会鼓掌。”果然当看到大清海军将领邓世昌管带的“致远号”开炮击中日本海军“吉野号”时，戏院里的观众都兴奋地鼓起掌来。记得我并没有跟着鼓掌，也许是当年对历史背景不甚了解，“爱国”情操还未成熟，倒是饰演邓世昌的李默然三个字却深深铭刻在脑海里。

　　今天中日因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主权纷争关系越闹越僵，“中日必有一战”的看法在两国民间都有市场。

　　《环球时报》专栏作者薛理泰(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在《安倍强势作为北京得大于失》一文引述《孙子兵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谈到“处理一场军事危机，头等的办法是斗智，以谋略挫折对方的战略意图，二等的是在折冲樽俎的外交行动中制胜对方，三等的是以军事突袭击败对方，最下等的是攻城掠地。”

　　熟悉中国古典名著的日本人对《孙子兵法》肯定不会陌生，如果他们也同样信奉“上兵伐谋”这个道理，那就是好事，这表示中日双方都打不起来。

　　最近时常看到这样的论调说，在近代史上，日本曾经两次打断中国的崛起之路。第一次是“甲午战争”，为洋务运动送终。第二次是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把中国拖进八年抗战，再一次阻断中国的崛起。所以，“这一次绝不能再让日本得逞！”

　　其实，中国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咸丰十年，又称“自强运动”)跟日本的明治维新(始于1868明治之初)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前者还早了几年，中日两个学生同时拜西方文明为师，哪个比较有长进，一场甲午战争便分出高低。说甲午战争坏了大清洋务运动的好事，我不敢苟同。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掀起学习日本之风，但事实上，日本在19世纪中叶倒是先通过中国学习西方，这全拜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魏源(1794－1857年)所赐，他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人。1843年，魏源完成了以知夷、师夷、振兴军备为核心理论的《海国图志》，这本书介绍了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军事教训，整理成有系统的军事思想。在当时顿时成为大清有先进意识的读书人的百科全书，悲哀的是，这本书却不受朝廷重视，因为守旧顽固派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夷狄”的赞美，有者甚至建议烧掉它，这本书的命运预示着大清帝国接下来的国运。

　　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六十卷本被翻译成日文，日本人惊为天书，认真学习之，通过此书了解西方的长处，它被奉为加强海防的经典著作，为不久后开展的明治维新作出了贡献。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指出：“《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大清自己走宝，却益了日本人。所以，洋务运动到底是断送在甲午战争还是中国人自己的手中，真是一笔说不清的历史烂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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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说中的中国法宝

自从鸦片战争后一声炮响，号称天朝的大清王朝，对外战争的主旋律就成了一个词：挨揍！

但虽说挨揍的是大清，但经常感到疼的，却只有清政府。

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杀到哪里，好奇围观群众就常跟到哪里。

二次鸦片战争的情况更雷，英法联军刚杀进北京，京郊群众都热情高涨的抢了圆明园。

这座万园之园与其说是被烧光，不如说是被老百姓捡洋捞似的拆光。

如此奇特景象，也无怪英国政府会这样为侵略行为辩解：我们只是替他们的老百姓去教训一下清政府。

为啥会这样奇特，归根结底还是教科书里那句大实话：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得人心。但饶是如此，却真有一场战败，结结实实到了举国沉痛的地步：甲午中日战争。

这场战争败的有多沉痛？不但朝野一片愤怒，民间更满满哀鸿。赔上老脸跑去马关屈辱求和的李鸿章，刚回到天津就被沿街老秀才扔烂苹果。李鸿章的老部下，退休在家欢度晚年的原台湾巡抚刘铭传，更是气得呕血数升，含恨离世。

《马关条约》

是年京城科举大考，上千爱国学子更拼上功名不要，集体罢考请愿，只求大清变法自强，演出了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热血澎湃的“公车上书”事件。就连那年月“下九流”的梨园艺人们，也都各种悲愤。

昆曲名丑杨鸣玉的一幅绝命对联尤其名流千古：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比起一二次鸦片战争丧权辱国后，清廷举国上下依旧不可救药的自大麻木，甲午战败，却真真正正令举国各行业阶层集体悲痛。不但因为被打的惨，赔的钱多（两万万白银），割的地盘太多（台湾澎湖列岛），被生生狠斩了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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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六十卷本被翻译成日文，日本人惊为天书，认真学习之，通过此书了解西方的长处，它被奉为加强海防的经典著作，为不久后开展的明治维新作出了贡献。

　　2014的甲午年，很多人在去年早已迫不及待地联想到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正式宣战于1894年8月1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而我却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初看《甲午风云》这出戏的情景;像我这一代的老华校生和“建国一代”的多数人当中，这出戏埋藏了他们往昔的一段民族感情和民族仇恨。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是中国长春制片厂出品的爱国电影，当年还在念小学的我有一天被一位年高一班的同学拉去看这部片子，还记得他说：“看《甲午风云》的人看了都会鼓掌。”果然当看到大清海军将领邓世昌管带的“致远号”开炮击中日本海军“吉野号”时，戏院里的观众都兴奋地鼓起掌来。记得我并没有跟着鼓掌，也许是当年对历史背景不甚了解，“爱国”情操还未成熟，倒是饰演邓世昌的李默然三个字却深深铭刻在脑海里。

　　今天中日因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主权纷争关系越闹越僵，“中日必有一战”的看法在两国民间都有市场。...查看更多

　　《海国图志》是岳麓书社出版的图书，作者魏源。是一部介绍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全书详细叙述了世界各地和各国历史政治、风土人情，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创作背景

　　中国近代新思想的倡导者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是当时介绍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历史地理最详实的专著，书名中“海国”的涵义是海外之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就是说，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侮，振奋国威。这给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排外的顽固派，击一猛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

　　1847-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全书已达500卷之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其中，如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的著作。

　　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因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就拿介绍美国民主政治来说吧，《海国图志》中，征引《地球图说》《地球备考》《外国史略》，《瀛环志略》等书中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民主政治，涉及到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方面。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魏源没有像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样，向资产阶级转化，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此时魏源的“师夷”思想实质，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范畴。

　　魏源不仅是爱国志士，而且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他在战略防御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战略思想，以至“诱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海国图志·筹海篇一》)等战术原则。魏源这种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思想，不但适用于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也适用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其他国家。当时有个叫鹫津毅堂的日本人，为了寻求“防英夷之术”，读了魏源的著作后，感慨地说：“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圣武记采要序》)

　　在中国古代，受认识自然水平的限制，人们想象在中国的四周是大海环绕，误认为中国位于中心，其他的国家都在海外。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人的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直到明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带来了世界地图，中国人才知道中国不过处于世界的一隅而非世界的中心。当时，即便认可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人，也对偏于全图一隅的画法心理上不能认同，利玛窦因而也不得不改绘他的世界地图，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央。魏源虽然了解世界各国的分布，但在他的意识里，世界仍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使用了“海国”这一概念，其实他已经清楚许多国家在陆地上与中国是连在一起的，只好又把“海国”分为“海岸之国”与“海岛之国”，将在地域上与中国相连的国家称为海岸之国，将真正的“海外之国”称之为海岛之国。也就是说，世界各国，不是“海岸之国”就是“海岛之国”，惟有中国例外，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可见，作为新思想倡导者的魏源，虽然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没有摆脱中国中心观念的影响。

　　内容简介

　　《海国图志》是1841年起，由思想家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的一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全书详细叙述了世界舆地和各国历史政制、风土人情，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它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不足九万字的《四洲志》为基础，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很多篇论文进行扩编，初刻于道光二十二年，为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补刊刻为六十卷。随后，又辑录徐继畲在道光二十八年所成的《瀛环志略》及其他资料，补成一百卷，于咸丰二年刊行于世。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者，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如何睁眼看世界，他写出了名著——《海国图志》。他就是爱国主义者----魏源。

　　1841年8月，魏源在镇江与被革职的林则徐相遇，两人彻夜长谈。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立志编写一部激励世人、反对外来侵略的著作。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此后，他对《海国图志》一再增补，1847年刻本扩为60卷，1852年(咸丰二年)，全书达到100卷。该书叙述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命题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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