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普法战争后，法国阶级矛盾极其尖锐。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反动统治。

　　3月19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完全掌握了巴黎的政权。国民自卫军发表宣言，宣布即将由工人通过选举成立公社，并在公社选出后，把政权移交给公社。

　　3月26日，巴黎公社举行选举，共选出86名公社委员，其中大多数是工人，或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网络配图

　　1871年3月28日，公社委员就职，巴黎公社诞生。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庄严地宣告成立。

　　3月29日，公社颁布法令，宣布“巴黎公社为唯一政权”。

　　巴黎公社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武装暴力直接夺取城市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学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写下了光辉、伟大而悲壮的一页。

　　诚然，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和大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正与封建势力做最后阶段的斗争，发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初期阶段的这次无产阶级起义无法进行其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愿望。但是，作为一次壮举，它带给我们以教育和反思。它深刻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当无产阶级的斗争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安全时，资产阶级会毫不犹豫地把无产阶级投入血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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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巴黎公社的作用众说纷纭。它发生在1792至1794 年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前夕，巴黎部分选民在市政府组成维持秩序委员会，组织民团，任命巴伊为市长。　　

　　巴黎公社配图

　　大革命胜利后，组成32人的市府委员会，另设检察长1人，副检察长2人，以期待将巴黎公社的作用发挥至最大。民团改称国民自卫军，由拉法耶特任司令。1791年在马尔斯校场发生君主立宪派枪杀集会群众事件后，巴伊被免职。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前夕，28个区的代表夺取市府权力，当时称革命公社。公社委员会增至288人。常设机构是非常委员会，由15人组成。实际领导人是检察长马尼埃尔。公社在国民公会选举、处决在押犯、审判路易十六、抗击外国干涉军等方面起过重大作用。

　　在与吉伦特派斗争中全力支持雅各宾派，成为与立法议会并存的政权。12月肖梅特任检察长，埃贝尔任副检察长，帕什为市长。1793年5月尚邦当选市长，昂里奥为国民自卫军司令，公社在6月2日最后推翻吉伦特派的起义中起了重大作用。公社参加1793年9的群众示威，推动雅各宾派政府实行恐怖统治。

　　但公社发动非基督教化运动和要求扩大恐怖活动引起救国委员会的不满，1794年3月埃贝尔派因发动反对罗伯斯比尔政府起义而被镇压，公社成员被清洗，此后公社完全处于救国委员会控制之下，巴黎公社的作用被限制。...查看更多

　　巴黎公社给法国到底带来了什么?

　　巴黎公社废除了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会制，代之以工人的统一的自治组织。公社成立了十个掌握主要问题的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内政和公安委员会、对外联系委员会、司法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劳工和交换委员会、粮食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社会服务事业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各委员会的主席由公社委员会委员担任，而广大的劳动者阶层，首先是工人，积极地参加各委员会的工作。

　　这就使公社具有依靠群众的真正民主政权的性质。在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以及内政和公安委员会中占优势的是布朗基主义者，在财政委员会以及劳工和交换委员会中占优势的是蒲鲁东主义者。各重要机关(司法部门、造币厂、邮电局、铁路管理局等)里都派有公社的特派员。广泛的民主制和中央集权制在公社中结合起来，因为第一国际各支部、各工团联合会、国民自卫军各团、几十个俱乐部(一般都设在已收归国有的修道院)以及许多报纸所表达的人民的心愿和渴望，都得到公社的响应，并在公社的法令中体现出来。弗》伊列宁是这样描写公社关于建立新型国家机构的措施的。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备的民主制：取消常备军，对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完全用一些原则上不同的机关来代替另一些机关。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实际例子：民主制达到了一般想象的最充分最彻底的程度以后，就会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会由家变为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

　　公社全部活动的目的，在于改善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的状况。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以后，就利用它来摧毁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制度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远在公社选举以前，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就制止出售典押品，准许延期交付房租，并且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规定了分期偿还商业债务的办法，也就是说，中央委员会作了前此不久梯也尔政府在群众的一再要求下仍然不肯作的事情。公社继续执行这项政策并加以发展。公社取消了房客拖欠房东的9个月的租金，发给国民自卫军伤员和烈属以抚恤金，把一切期票的付款期限延长三年，禁止面包房作夜工，颁布法令，禁止对工人课以罚金和克扣工人工资，规定把价值不超过二十法郎的典押品无偿地归还原主。

　　5月12日下令规定为公社订货的工人的最低工资。厂主所遗弃的工厂交由工人合作社管理，在一些重要的企业中(如鲁佛修械所等)则制定了由国家和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公社提高了低薪职工的工资，规定了面包限价，并让穷人从地窖和贫民窟迁到贵族的私邸里去住。

　　尽管公社总共只存在了七十二天(而且从4月初起就开始了军事行动)，它却非常重视文教工作。在巴黎实行了免费教育，学校摆脱了教会的影响，教员几乎全换了新人，教员的工资差不多提高了两倍;开办了许多职业学校，设立了几所新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教育委员会把私人企业家的剧院交给演员团体去经营，并且大大降低了票价。在巴黎还建立了几座新的艺术陈列馆和博物馆。

　　公社曾一再强调要在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和平关系，根据公社的决定，拆卸了作为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象征的旺多姆圆柱，这个圆柱是用拿破仑一世的军队所虏获的大炮铸成的，柱顶上还有拿破仑的雕像。公社充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积极参加公社活动的有许多民族的代表：在劳工委员会起重要作用的匈牙利工人列奥弗兰克尔、波兰革命家雅达布罗夫斯基和瓦符卢勃列夫斯基、俄国流亡者安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伊.德米特利耶娃、彼拉夫罗夫等和比利时人奥斯丁等。当时住在伦敦的马克思也同公社保持紧密的联系。

　　巴黎妇女在公社战士的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1871年4月，为了支援公社成立了“妇女联盟”，负责监督卫生勤务，供应战士们粮食和弹药，修筑防御线等。在危急的5月的日子里组织了妇女营，在街垒上英勇作战。在妇女联盟的积极分子和战斗参加者当中，最突出的是勇敢的爱国志士、女教师路易丝。米歇尔。在公社的活动中也有许多严重的错误，首先，公社同过去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一样，过分拘泥小节，尽管感到极端严重的财政困难，却不动用法兰西银行里三十亿法郎的存款。恩格斯正确地认为，拒绝没收这笔款项是公社覆亡的原因之一。公社的领导人不懂得：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剥夺剥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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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公社是一个受民众主导的民主政府，于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统治巴黎。受到国际工人组织(也称为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和革命目标的启发，巴黎工人团结起来推翻现存的法国政权，因其未能保护这座城市不受普鲁士的围攻，从而形成了该市和整个法国的第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

　　社会主义政策下的公共选举委员会实行监督城市职能仅仅两个多月，法国军队为政府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巴黎工人阶级人民。

　　巴黎公社的事件

　　巴黎公社是在法国第三共和国与普鲁士人签署停战协议之后成立的，这些停战协定于1870年9月至1871年1月围攻巴黎市。随着法国军队向普鲁士人投降并签署停战协议以结束普法战争的战斗时，围困结束了。

　　在这段时间里，巴黎有多达50万的工人在政府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受到经济和政治上的压迫 ，他们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一支由许多工人组成的国民警卫队志愿军，在围攻期间致力于保护城市及其居民。

　　当停战协议签署并且第三共和国开始统治时，巴黎的工人们担心新政府会让国家重新回归君主制，因为有许多保皇派人士在其中当政。公社开始组建时，国民警卫队的成员支持这一事业并开始与法国军队和现有政府作斗争，以控制巴黎的主要政府建筑和军备。

　　在停战前，巴黎人经常证明要求民主选举的政府为他们的城市服务。在1880年10月法国投降的消息传出后，那些主张新政府和现政府的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当时他们首次尝试接管政府大楼并组建新政府。

　　在停战之后，巴黎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1871年3月18日，国民警卫队成员成功夺取政府大楼和军备。

　　巴黎公社：两个月的社会主义民主统治

　　1871年3月国民警卫队接管了巴黎的主要政府和军队遗址后，公社开始成形，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组织了民主选举，代表人民统治城市。60名议员当选，其中包括工人，商人，上班族，记者以及学者和作家。该委员会确定，公社不会有任何单一的领导者，也不会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权力。相反，它们以民主方式运作并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

　　在理事会选举之后，所谓的“共同体”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实践，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政府和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政策侧重于平衡现有的权力等级制度，这些等级制度使当权者和上层阶级享有特权并压迫社会其他人。

　　公社废除了死刑和征兵，为了破坏经济权力等级制度，他们在该市的面包店结束了晚上的工作，向在保卫公社时被杀的人的家属发放了养老金，并取消了对债务利息的累计。管理工人相对于企业所有者的权利，公社裁定，如果企业被其所有者抛弃，工人可以接管企业，并禁止雇主将工人罚款作为一种纪律。

　　公社也受世俗原则的支配，并建立了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制度，理事会下令宗教不应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教会财产应该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公共财产。

　　公社主张法国其他城市也建立公社，在其统治期间，一些公社人员在里昂，圣艾蒂安和马赛促进公社成立。

　　一个短暂的社会主义实验

　　巴黎公社的短暂存在受到了代表第三共和国法国军队的攻击，后者已经撤至凡尔赛宫。1871年5月21日，军队袭击了这座城市，并以重建第三共和国的名义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公社和国民警卫队的成员进行了反击，但是到了5月28日，军队击败了国民警卫队，而公社就不复存在了。

　　此外，数万人被军队俘虏，其中许多人被处决。在“血腥的一周”中被杀害的人和被囚犯被处死的人被埋葬在城市周围无标记的坟墓中，公墓大屠杀的其中一个地方是在出名的拉雪兹神父公墓，那里现在存在纪念被杀的人。

　　巴黎公社和马克思

　　那些熟悉卡尔·马克思写作的人可能会认识到他在巴黎公社背后的动机，马克思的政治观引导了巴黎工人的价值观，因为领导巴黎公社的公民，包括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和路易斯奥古斯特布朗基，都与国际工人协会的价值观和政治有关，他们都受其启发。

　　1864年，马克思在伦敦成立的第一国际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国际统一中心，该组织的原则和目标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那些。

　　人们可以在法国工人共产党的动机和行动中看到马克思所认为的对工人革命所必需的阶级意识。事实上，马克思在法国内战期间撰写了关于公社的文章，并将其描述为革命性参与政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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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公社(法语：La Commune de Paris)是一个在1871年3月18日(正式成立的日期为同年的3月28日)到5月28日期间短暂地统治巴黎的政府(法国当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由于评价者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它的描述也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它是无政府主义;也有人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实验;更有被认为标志当代世界政治左翼运动崛起光辉起始里程碑，影响广大深远。马克思认为它是对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明，而俄罗斯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则对此持反对意见，因为它既没有依赖于一个先锋队，也没有掌控国家或者企图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府，所以它实际上还是无政府主义。

　　公社背景

　　挑起战争

　　1870年9月2日，被围困在色当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下令投降，第二帝国也就随着皇帝的投降而崩溃。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奥尔良派分子组成的新政府，称为“国防政府”。普鲁士并不满足于皇帝的投降，继续大举进攻法国。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多年来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再加上当前的食物短缺，军队失败，还有普鲁士军队的不断炮轰终于大大激化了社会各界的不满情绪。巴黎市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是巴黎应该自治，拥有自己的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享有与其他法国小城镇同样的权利，而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出于对不法平民的担心而拒绝。一个与此相联系的但不那么明确的愿望是谋求以一种更加公平的甚至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经济，这些要求汇总起来变成了一句口号：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1871年1月，围城四个月后，执政的国防政府谋求与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签订停火协定。德国人要求在和平协定里加入一条要让德国军队以凯旋仪式进入巴黎。尽管被围困多日，但许多巴黎市民还是非常愤慨并坚决反对普鲁士人(普鲁士当时已经是新帝国——德意志帝国)以任何仪式宣布对他们的城市的占领。

　　当时有30万巴黎市民是一个被称作“法国国民自卫军”的市民部队的武装成员，这一部队已极度扩张以协助保卫城市。自卫军选举了他们自己的官员，都是来自工人阶级，包括激进分子和主张社会主义的领导者。

　　他们进一步组建了一个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包括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共同保卫巴黎，击败德国人的进攻，并且保卫共和政体，防止帝制复辟，在1871年2月举行的一个支持帝制的多数党的选举以组建新的国民大会。

　　无畏精神

　　巴黎人民在失败面前无所畏惧，并已准备好在德军进城后引发的武装冲突中与敌人血战到底。因此，在德军进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工人的协助，国民自卫军已经设法把一大批大炮(他们认为那是属于他们的资产，因为购买这些大炮的资金有一部分是来自国家发行的公债)搬离了德军必经之路，把它们保存在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个主要的“大炮公园”就在蒙马特尔高地。

　　阿道夫·梯也尔，新成立的临时政府的首脑，意识到在这种不稳定形势下，中央委员会形成了另一个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中心。另外，他还担心工人们会用国民自卫军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激怒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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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

　　成立

　　1870年，法国在同普鲁士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推翻了第二帝国的统治，建立了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逼近巴黎的普鲁士军队采取了屈膝投降的态度。

　　1871年2月，同德国(当时普鲁士隶属于德意志的一个邦联国)草签了条约，同意向德国赔款50亿法郎，并割让阿尔萨斯全省和洛林省的一部分给德国。同时，调集军队，准备解除巴黎人民国民自卫军的武装。

　　1871年3月18日凌晨，政府军企图夺取巴黎市内的蒙马特尔高地和梭蒙高地时，被人发现。巴黎人民奋起反击，当晚就占领了城内的战略要地，临时政府总理梯也尔狼狈逃出巴黎，迁往凡尔赛。不久，巴黎公社成立，它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巴黎公社的领导人许多是第一国际的成员。

　　政治狂热的继续

　　德军进入巴黎之后，过了很短时间便马上撤离了。但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热还在继续。政府都已离开巴黎去了凡尔赛一个在德军保护之下的避风港。结果在他们回去之前的那段时间，法国首都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由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种更加激进的姿态，权威也稳定地增长，政府感到不能无限期地允许它自由支配那400多门大炮。于是，作为第一步，在3月18日，梯也尔命令正规军去夺取存放在蒙马特尔高地及全城其他地方的大炮。士气低落的士兵们不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与国民自卫军和当地居民亲如兄弟。蒙马特尔的将军，Claude Martin Lecomte，被人从马上拉了下来，后来有人作证说他曾命令士兵们向国民自卫军和市民人群开枪，于是被枪毙，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从附近抓来的一名共和国老兵Thomas将军，由于他曾担任过国民自卫军的前任指挥官而为人所痛恨。

　　其他很多部队也参加了叛乱，于是叛乱迅速扩大，政府首脑梯也尔向所有还服从命令的正规军，警察以及各级行政人员和专家们下达了立即撤退令。他自己抢在别人前面先逃到了凡尔赛。梯也尔吹嘘他已经考虑这一策略(“从巴黎撤退以粉碎后面的人民”)很长时间了，是他在反思1848年革命时得出的经验，但很有可能这只是他在惊慌失措中所做的决定。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曾经预见到或者为现在开始的危机做过任何计划。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当时是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它组织了于3月26日举行的公社选举。

　　公社的92名成员(确切地说是“公社议会”)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术工人和一些专家(比如医生和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政治活跃分子，派别从共和派改良主义者，到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希望恢复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专政的雅各宾党人。

　　社会主义革命布朗基组织的前任领导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被选为议会主席，但他本人并不在场，因为他已经于3月17日被捕，整个巴黎公社活动期间他都被关在一个秘密监狱。公社一开始试图用巴黎大主教Mgr Darboy来换他出狱，后来又用他们拘留的74名人质交换，但均被阿道夫·梯也尔断然拒绝(见下文)。巴黎公社于3月28日宣布成立，但各区经常在围城中与组织脱离关系。

　　社会法案

　　公社在它短暂的生命期内采用了从前被废弃的法兰西共和国历，并采用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以及第二共和国时期装饰有红边的三色旗作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复了在第二帝国时期被禁唱的《马赛曲》为国歌。1848年，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期间，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曾经用红旗以及装饰有红色绶带的三色旗来作为自己的标识，以区别于政治立场中立的共和分子，正如这些中立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吉伦特党人在1789年革命期间所做的那样。

　　尽管内部有许多不同，议会还是在管理一个两百万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务方面做得不错;它也能够在一些政策上达成一致，这些政策的内容倾向于建立一个进步的，长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并不仅仅是一场社会革命。由于时间短暂(公社只存在了不到60天)，只有一部分法令真正得到了实行。它们包括：

　　政教分离

　　妇女选举权

　　在围城期间所欠房租的免除(在此期间支付实际已经被中止)

　　数以百计的巴黎面包店的夜班的废除

　　向在服务期间死亡的国民自卫军的未婚伴侣以及子女发放抚恤金

　　由城市当铺免费发还所有在围城期间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价值20法郎的生活用品，他们担心技术工人在战争期间被迫典当了他们的工具

　　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

　　由工人接管并运营被原主人放弃的企业，将来他们可以接受补偿

　　废除官员的高薪制，规定公社委员最高(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年薪不超过6000法郎(相当于当时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政教分离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并且把宗教教育从学校去除;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等到1880—1881年Jules Ferry laws和1905年法国法律才重新实行这一法律，它们确立了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社允许教堂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在夜间向公众政治会议开放教堂。与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为公社另一个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情境主义运动在它的建筑主张中不会忘记这一表述。其他计划中的立法还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将来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向所有人免费开放。

　　一些妇女组织了一个女权运动，继续了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张。这样，Nathanie Le Mel，一个社会主义的装订工人和Elisabeth Dmitrieff，一个年轻的俄罗斯被放逐者和卡尔·马克思的伙伴于1871年4月11日创建了“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鉴于相信她们针对男权制的斗争只能在一场全球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实现，联盟要求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她们还要求抑制合法妻子与情妇间的区别，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区别，废除妓女——她们实现了关闭maisons de tolérance(合法的官方妓院)。妇女联盟还参与了几个市政委员会以及组织了合作工厂。著名形象如Louise Michel，“蒙马特尔高地的红色处女”参加了国民自卫队，后来被送到新卡里多尼亚，象征着数量很少的妇女在起义事件中的积极参与。国民自卫队的一个妇女营在镇压期间保卫了Place Blanche。公社领导们的工作负担都非常之大。人们期望议会成员们(他们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理论上来说，随时可以被选举人取消资格)像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样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军事的法令。大量的在围城期间在各地区(quartiers)为满足社区需要(小卖部，急救站)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继续兴旺并与公社紧密合作。

　　同时，这些地方议会通常也在当地工人的指导之下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不管公社议会的正式改革，作为一个整体公社的这些成员们是更加激进的革命者。革命倾向表现为蒲鲁东主义——一种偏中间的无政府主义的早期形式——成分混杂了国际社会主义，布朗基主义，以及更多的自由主义共和派。巴黎公社一直被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歌颂至今，部分原因也是这种政治趋向的多样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密合作。

　　攻击

　　公社部队

　　公社部队，也就是国民自卫队，4月2日和常规军的凡尔赛军展开了一场小规模冲突。双方都没有真正地想要开始一场大规模内战，但双方也都不想谈判。公社刽子手德·Galliffet侯爵，后曾在世纪之交担任Waldeck-Rousseau政府的战争部长(与独立的社会主义者Millerand一起)，是梯也尔领导下指挥反击的将军之一。

　　攻陷

　　离Courbevoie近的市郊被政府军于4月2日攻陷，而一次推迟了的公社自己的武装对凡尔赛的远征企图也于4月3日失败了。抵抗与求生变成了首要的考虑，公社领导层作了坚定的努力，要把国民自卫军变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在巴黎的外国政治避难者和流亡者团体也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是波兰前军官和民族主义者Jaros?aw D?browski，成为公社最好的将军。

　　国际主义

　　议会完全支持国际主义，为了表示这种兄弟般的情谊，公社认为纪念拿破仑一世胜利的凯旋柱是一个波拿巴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象征，于是将其拉倒。

　　在国外，包括德国在内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也举行了集会和并传递了支持信息。但所有从其他法国城市获得真正帮助的希望很快破灭了。梯也尔和他在凡尔赛的内阁设法阻止任何信息从巴黎泄露出去;并且在法国外省及乡下对于大都市的运动一直以来就持一种怀疑性的态度。纳博讷，利摩日和马赛的运动很快就被粉碎了。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议会的一个分支赢得了一场选举(对手是装订商和卡尔·马克思的一个随军记者Eugène Varlin，以及其他中立派)，决定创建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模仿1792年雅各宾派建立的同名机构。从理论上来说，它的权力非常之大并且毫不留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效。

　　政府军

　　从四月到五月，政府军的兵力在数量上持续增长——普鲁士释放了法军战俘以帮助梯也尔政府——他们完成了对巴黎外围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围，并将国民自卫军赶回了城里。当年5月21日，巴黎城墙西部的一道城门被攻陷，凡尔赛军开始夺回巴黎，他们首先占领了繁荣的西部地区，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那些在停战后没有离开巴黎的市民们的欢迎。据说有一位工程师(他经常为梯也尔政府当间谍)发现城门无人管理，于是把这一情报通知了凡尔赛军。

　　很强的本地忠诚度在过去曾是公社的一个有利因素，却变成了某种不利：没有一个统一的有计划的防御，每个街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为战，最后被一个接一个地攻破。曾经在过去的巴黎革命中使整个街区几乎坚不可摧的狭窄小巷组成的网络，当时已在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改造中变成了宽广的大道。凡尔赛军拥有集中指挥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他们已经学会了巷战的技巧，只需简单地把房屋的墙壁凿穿就可以完成对公社街垒的侧翼包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奥斯曼男爵改造出的那些宽阔的广场和大街，才是他们被抵抗力量的枪炮所阻挡的地带。

　　在进攻中，政府军应当为对国民自卫军和平民的大屠杀负责：曾经拿过枪的战俘，或者被怀疑为曾经战斗过的人士，都被立即枪决，集体屠杀成了家常便饭。

　　公社曾经于1871年4月5日颁布过一个“人质法令”，按照该法令，任何凡尔赛军的帮凶都将成为“巴黎人民的人质”，第5条更进一步指出，任何被凡尔赛军处决的战俘或巴黎公社正规政府的游击队员，都将导致三倍的人质被处决。但这一法令实际并没有执行。巴黎公社曾经数次试图用巴黎总主教乔治·达尔博伊来交换Auguste·布朗基，但都被阿道夫·梯也尔断然拒绝，他的私人秘书Barthélemy Saint-Hilaire宣称：“活该他们倒霉。(tant pis pour eux!)”公社也做过其他谈判尝试，提议以它控制的全部74名人质来交换布朗基，但也都失败了。

　　流血周

　　最顽强的抵抗发生在东部的工人阶级区，战斗一直持续，直到流血周最后的巷战。到了当年5月27日，只有极少数的抵抗仍在持续，特别是最贫困的东部地区，如Belleville和Ménilmontant。当年战斗到5月28日下午或晚间全部结束。据说，最后一个路障在Belleville的rue Ramponeau被攻陷。

　　麦克马洪元帅签署了一项公告：“巴黎居民们，法国军队来解救你们了。巴黎自由了!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士兵们占领了最后一处起义据点。今天战斗结束了。秩序、工作和安全将被重建。”严厉的报复随即展开。以任何方式支持过公社的行为都被视为政治犯罪，数千人被起诉。一些公社社员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公社社员墙边被枪决，而数千人被临时拼凑的简易军事法庭判决并枪杀。

　　大屠杀的地点包括：卢森堡花园和别墅宾馆后面的Lobau军营。另外还有将近40000人被押往凡尔赛接受审判。男人、女人和儿童排成长队在军队的监视下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去往凡尔赛的临时监狱。随后，12500人被审判，大约10000人被判定有罪：23人被处决;许多人被判监禁;4000人被放逐到新卡里多尼亚。在流血周期间的死亡人数一直无法得到准确的数字，而各种估计值从10000到50000都有。据Benedict Anderson说：“7500人被监禁或者流放”，“大约20000人被处决”。

　　据Alfred Cobban说，30000人被杀害，也许还有多达50000人随后被处决或者监禁，7000人被流放到新卡里多尼亚。另外还有数千人——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领导——成功地逃亡到了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最后流放者和逃亡者于1880年获得了特赦。一些人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还很杰出，成为巴黎市议员、代表或者参议员。

　　1872年，“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左翼组织产生的可能。”对于被监禁的人，有一条1880年的特赦，除了那些由于暗杀或者纵火被判刑的人之外。巴黎继续保留军事法律达五年。

　　历史意义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伟大尝试，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光辉节点。它的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公社战士在同强大敌人战斗时表现出来的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将永垂史册。

　　公社反思

　　卡尔·马克思认为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法兰西国家银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着数以十亿计的法郎，而公社却对此原封不动也未派人保护。他们向银行请求借钱，卡尔·马克思认为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银行的资产。公社为防备谴责而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结果银行资产被搬运到了凡尔赛武装凡尔赛的军队。

　　共产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人把巴黎公社视为解放社会的原型或者预示，因为它的政治系统是基于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人人参与的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巴枯宁，以及后来的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试图从巴黎公社很有限的经验中吸取理论上的教训(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颠覆政权”)。更加务实的教训出自一名记者Edmond de Goncourt之手，他在La Semaine sanglante三天之后写道：“……血腥镇压非常彻底，像这样杀死所有敢于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将推迟下一次革命爆发的时间……旧社会至少为自己又争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时间……”

　　5月23日，政府军通过普鲁士军队的防线攻陷蒙马特尔高地。当天晚上面临失败的公社政权下令纵火烧毁巴黎。在当天和次日被烧毁的建筑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王宫杜伊勒里宫和与其相连的卢浮宫(部分被毁)、法国参议院、内政部、财政部、司法部、王宫(Le Palais Royal)、巴黎市政厅、圣马丁门歌剧院，同时开始枪杀人质。

　　5月24日，已完全焚毁的巴黎市政厅被攻下，巴黎公社的主要成员德勒克吕兹牺牲，瓦尔兰被捕。5月27日，5000政府军围攻退守在巴黎东北的拉雪兹神甫公墓的最后200名公社战士，最后这些战士在墓地的一堵墙边全部牺牲。5月28日，公社失败。国防政府随后对公社社员进行了镇压。未经审判的处决延续了一个多月，据估计约有2万人未经审讯就被枪杀，加上在战斗中的死者，公社方面死亡者约为3万多人，被逮捕、监禁者约为5万人，流放、驱逐到法属太平洋岛屿的约7000人。

　　1889年，法国政府对公社社员实行了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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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经济措施

　　公社经济措施是指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建立的革命政权所颁布施行的经济政策和法令。

　　内容

　　在经济方面的措施，主要有：

　　①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剥夺。公社设立专门机构对铁路运输和军事工业的生产实行国家的监督，颁布法令将逃亡资本家的企业交给工人合作社经营，拟订了建立工人合作总社的计划。对于厂主没有逃离的企业，由公社派人进行监督。此外，还取消了教会的经济特权，宣布废除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没收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

　　②对国家机关做了重大的改革。公社专门成立了管理经济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粮食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劳动、就业及交换委员会。同时，对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实行了新的工资制度，取消了高级官员的高薪俸和额外津贴，并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工资额。

　　③对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尽可能加以改善。相继颁布法令提高工人工资，宣布工资必须全部交给工人，不许企业借故克扣和无理罚款，已扣、罚的必须如数退回。为了消灭失业和免除中间剥削，取缔了帝国警察局设立的“职业介绍所”，成立劳动就业登记处。在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方面，公社颁布了禁止面包坊工人加夜班的法令，提出了劳动者8小时工作制的原则。

　　④对城市贫民和其他城乡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充分予以照顾，尽量解决其实际困难。公社取消了私人开设的借贷处，禁止高利贷者进行重利盘剥。一般债务都采取延期3年、分期偿付的办法，并且不计利息。还下令禁止当铺出卖过期的典押品，并将价值20法郎以下的小额抵押品归还给原主。公社废除了自1870年10月到1871年6月的全部房租，如果已经缴付则作为将来应付的租金。对于逃亡房产主的房屋，没收后分给无房少房的人居住。公社还制订了抚恤伤亡的公社社员和军人家属的条例，设立了救济贫民的机构并拨出专门款项发放给穷人。为了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公社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对面包实行限价销售等。此外，公社对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十分关切，明确宣布了“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主张，并且提出要免除农民的战争负担。

　　意义

　　巴黎公社的上述经济措施，对于广大无产者和劳动人民是极为有利的。当然，由于公社存在的时间很短，这些措施实行的时间也不长，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有一些措施，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实行。但是，它们的意义是重大而又深远的。另外，也应该看到，巴黎公社的经济政策还是有不少欠缺和失误，其中最为严重的错误在于没有对法兰西银行加以没收，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公社自身的财政困难，反而让凡尔赛政府获得了巨大的财力支持，用来对公社进行反扑，从而导致了公社的失败。

　　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巴黎公社失败从主观上说，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3月18日革命后，公社没有乘胜向凡尔赛反革命巢穴进军，消灭已濒于瓦解的梯也尔政府的反动军队。

　　公社对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镇压不够坚决，甚至没有取缔在巴黎出版的反革命报刊。

　　在同凡尔赛的战争中，公社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中心，并错误地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

　　公社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并利用它对凡尔赛政府施加政治压力。

　　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建立工农之间的联盟。

　　此外，在公社委员会内部，忽视必要的集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在宗派斗争上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从而削弱了革命的力量。

　　但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缺乏取得革命胜利的客观历史条件。70年代初的法国，尚处于资本主义的“青年时代”，小生产仍占绝对的优势，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因而，公社革命所要消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其存在的历史依据。

　　公社相关

　　主要领导人

　　瓦尔兰

　　布朗基

　　查尔斯·德勒克吕兹

　　杜瓦尔

　　弗兰克尔

　　欧仁·鲍狄埃(国际歌词作者)

　　马克思的评价

　　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

　　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分析，在马克思各种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组成《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几篇宣言(以及1891年恩格斯写的导言);在列宁的著作中也是这样，特别是《国家与革命》(1917年)。考茨基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19年)中，以及托洛茨基在为塔列尔的《巴黎公社》所写的序言(1921年)中，都部分地对巴黎公社提出了有争议的解释。

　　历时两个月的巴黎公社并不是什么有计划行动的产物，也决非得力于什么个人或具有明确纲领的组织的领导。然而，重要的是，1/3的当选者均是体力劳动者，且其中大部分是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活动分子。这个政府的成员是由巴黎选民在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意外地掌握国家权力一周之后所安排的一次特别选举中产生的。这一事件发生在3月18日，当时法国临时政府在其部分部队和民众举行联欢之后，匆忙地撤出了首都。

　　马克思认为，“公社以其审慎温和著称的措施，只能适合于被包围城市的情况。……它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在给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一封信中(1881年2月22日)，他重申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尽管公社不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但马克思仍强调指出它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决不应把公社看作是教条主义的模式或未来革命政府的方案，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列宁坚持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强调指出，公社以这种方式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了初步准备;这种专政，正如巴黎公社所表明的是一种能使大多数选民(如工人)对所有机构，包括强制性机构，实行前所未有的控制的国家，是一种最适合于建立社会主义而实现劳动解放的国家。

　　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马克思和列宁对巴黎公社上述基本民主性质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中最重要的发展;特别是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所出现的严格的一党制国家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个基本部分。在公社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上做出重大贡献的是Jo布吕阿的《1871年的政权和国家》，载《社会运动》杂志第79期(1972年4—6月号)。关于主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阐述文选可参看舒尔金德的著作。关于史学问题的争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则收在利思所编的著作中。

　　教育

　　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工人武装起义，成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公社成立后，即采取了使劳动人民彻底获得解放的重大政治措施，改革国民教育即其中之一。3月29日公社成立相当于政府部一级的教育委员会，着手改革教育。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免费普及世俗教育的法律草案4月20日教育委员会进行机构调整调整后的委员会由第一国际成员工程师医生——瓦扬主持工作由于公社存在的时间较短，没有来得及发布一个正式阐明它的教育方针的纲领性文件，但公社委员会在接见群众性组织新教育社”的代表们时，就新教育社提出的学校与教会分离，按照科学的原则办教育和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等主张，明确表示公社完全赞同本着这种精神对国民教育进行根本改革”。

　　教会势力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重要支柱，是奴役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当时，法国的学校均操纵在天主教会手中，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息。公社于4月2日发布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命令，逐步接管学校，使教育世俗化。这一措施遭到教士们的坚决反对。他们拒不交出学校，后在武力威胁下，才离开学校。接着，公社清除了学校中的宗教崇拜物品。规定学校用“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共和国”等口号代替一切宗教性的题词，取消教义问答课和赞美诗课，用世俗教师代替教士教师。巴黎公社力图普及免费义务教育，使教育成为每个儿童都能够享受到的权利，这成为家长、监护人及社会的义务，并强调教育事业应该由国家来办理。

　　教育的希望

　　公社希望对下一代进行“科学的完整的教育”和“职业教育”。科学的完整的教育就是向下一代教授人人所必需的知识，使他们成为“能够发挥自己的一切才能，不仅能用手工作而且能用脑思考”的完人。职业教育就是使年轻人具有一种用以谋生的好手艺，把他们理性地引导到劳动的道路上去。为此目的，巴黎公社号召凡愿意传艺的、年龄在40岁以上的工人，到各区政府登记。并且号召现代语、科学、绘画、历史等学科的教师，给这种新型的教学以帮助，搞好劳动教育。公社十分关注下一代的品德教育，要求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热爱祖国并为祖国的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好公民”。此外，还要教育年纪小的公社社员像他们父辈一样忠诚勇敢和憎恨压迫。

　　1871年，巴黎大多数教师年薪只有700～850法郎，教师助手只有400～550法郎。女教师更差，不超过650法郎;助手只有350～400法郎。公社注意到教师的薪水太微薄，并认为他们肩负着培育人才的重任，应当受到社会的尊敬。5月18日教育委员会决定提高教师的薪水，规定教师的最低薪水每年为2000法郎，助理教师为1500法郎，男女教师同工同酬，薪水平等。此外，公社对学前教育、校外教育，也很关切和重视。可惜，由于公社存在时间较短，没有来得及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

　　巴黎公社虽然仅存在短暂的72天，但它在战火纷飞的困难条件下，对教育所做的重大改革，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K.马克思曾在《法兰西内战》(1871)一书中对巴黎公社的教育作了很高的评价。

　　公社女战士

　　当时的报纸报道：1871年5月25日，当国民自卫军的战士放弃水堡街的街垒时，突然有一群妇女冲出来接替他们。她们稳稳地端着枪，口里高喊着：“公社万岁!”队伍中有许多年轻的女孩，其中有一位19岁的少女，身穿海军陆战队的制服，英勇战斗，后来被一颗子弹射穿额头。最后，她们被凡尔赛的军队包围，全部壮烈牺牲。

　　公社是什么

　　在法国，公社的最早名称可追溯到中世纪中期，当时一些城市中的商人和市民为了反对城市领主的压迫而自动联合起来，结成自治团体，建立自卫军武装反抗的封建领主对城市的控制，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争取自治权利的城市就称为“公社”。公社仍承认封建主的某些权利，继续按规定缴纳赋税，承担劳役，各封建主也不得不承认公社的自治权.

　　国际歌

　　《国际歌》(法文：L'Internationale)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曾经是世界上最被广泛传唱的歌曲之一。原文(法语)的歌词由欧仁·鲍狄埃在巴黎公社运动后的1871年所作(当时用《马赛曲》的曲调演唱)，皮埃尔·狄盖特于1888年为其谱曲。这首歌被翻译成世界上的许多种语言。传统上，唱《国际歌》时，常举手握拳致意。

　　《国际歌》不仅仅被共产主义者所传唱，而且在很多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中也广泛流传，曾经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会歌。共产国际的会歌并不是《国际歌》。

　　【法】欧仁·鲍狄埃词 【法】比尔·狄盖特曲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副歌)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副歌)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副歌)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作用

　　无产阶级革命战歌

　　报刊评价

　　积极方面：积极参与公社的建设和捍卫公社的斗争，作为公社的宣传工具，客观地报道了当时的实际情势，反映了工农群众的要求和呼声，教育和动员了群众，对公社事业起到了建设性作用。

　　历史局限：由于斗争形势复杂，加之公社内部存在着两派分歧，不少报纸卷入了内部斗争，有的还发表过一些为敌人张目的错误言论，造成很坏影响。从全局来看，公社领导的新闻政策失之过宽，这更是一个深刻教训。当时巴黎还有不少报刊是敌视公社并且攻击诽谤公社政策的，公社领导人对此没有采取果断的查封措施，这些反动报刊的造谣污蔑，使公社失去了中间阶层特别是农民的支持，这些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了工人政权的力量，这也是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不过，这在当时革命报刊所做的全部工作中，毕竟只占很小的比重。

　　伟大意义

　　巴黎公社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武装暴力直接夺取城市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学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写下了光辉、伟大而悲壮的一页。

　　诚然，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和大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正与封建势力做最后阶段的斗争，发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初期阶段的这次无产阶级起义无法进行其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愿望。但是，作为一次壮举，它带给我们以教育和反思。它深刻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当无产阶级的斗争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安全时，资产阶级会毫不犹豫地把无产阶级投入血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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