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学主要指活跃在先秦时期的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农家、兵家等九流十家。汉武帝既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世学者出于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维护，长期视诸子学为异端。除部分内容被儒家吸收利用外，诸子学整体则逐渐走向了式微。

明末清初汉族士大夫怀有亡国之恨，为了批判空疏学风而倡导实学，主张经世致用，诸子学因之一度大放光彩。康熙中叶之后，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迫使士子多拥入埋头考据，皓首穷经之途。然而峰回路转，考据学的兴盛也恰为诸子考证的兴起创造了契机。全国知识分子趋于考据一途，皓首穷经，但前人已经遍注诸经，可供自己发挥的余地所剩无几。先秦诸子书多未经整理，大有可为，诸子成为考据学家们的另一重要战场。如汪中提倡荀、墨，焦循主张排除门户习见，会通诸家。

(顾炎武)

嘉道以后，社会颓败，西方给中国带来极大震荡，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有识之士利用诸子学所具有的经世致用的特点对其加以改造以适应时代需求。西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作用也开始逐步凸显。出于经世致用，拯救民族危亡的目的，有识之士研治诸子已不再满足于纯粹的文字校释，而是深刻发掘诸子学说中与近代社会变革相适应的思想主张。在晚清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以陈澧、曾国藩为代表的新理学家，都注重利用诸子的思想，但这两家受传统儒家影响较深，对于西学的浸染并不十分深厚。因此，他们的学术结构中，还是儒家本位的基调。而以黄遵宪、郑观应、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则用心良苦地倡导“西学中源说”甚至是“西学源于诸子学”之说，以使西学贯通诸子学，破除“夷夏之辩”，减少社会革新的阻力，寻找嫁接西方思想文化的社会根基。

在19世纪晚期，虽然儒学依旧保持着统治地位，虽然西学尚未深入到更新诸子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的程度，但西学的浪潮的确创造了一种推重诸子学的社会、文化氛围。因此，西学是推动晚清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西学源于诸子说’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迟至20世纪初至五四之际，诸子学已经全面复兴了，出现了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诸子学大家。而且诸子学研究的整个学界标准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义理学取代考据学成为了诸子学研究最主要的内容；在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西学对诸子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学界标准不再是“西学中源说”式的论调，此时甚至出现将汉学、诸子学强行比附西学的状况即“中西会通说”。严复的老庄研究就基本建立在进化论思想上，西方思想的引入推动了诸子“义理之学”的发展和深入，也影响了研究者的价值评判和阐释。不仅研究者，整个社会的也认同了西方学术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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